中原大战助蒋 冯玉祥发难
2021-01-06 21: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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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助蒋 冯玉祥发难张钫

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瓦解阎锡山、冯玉祥部队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冯玉祥任南京政府军政部长,是年二月九日,冯玉祥约张钫到南京去(张钫时任河南建设厅长)。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张钫在冯玉祥的官邸和他见面,密谈数小时。

冯玉祥谈话的内容大意是:蒋介石、李宗仁暗斗,内战将起,他不愿参加,打算避开这个内争的局面。

是借个名义出洋还是返还军中犹豫不定,冯玉祥和张钫研究的结论是:如果要求出洋,将必不允,如果返回自己的军中,将要引起蒋介石的疑虑而被阻止。

最后,冯玉祥决定,回西北去,整军经武,三年不问国事。

换句话说,就是不参加国内战争,保持西北一片干净土,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等有机会,然后出而问事,风声所树,一切自然迎刃而解了。

因此,冯玉祥便决定,秘密过江,等到夜间上了火车,再向蒋介石请假。

谈完了,冯玉祥瞩张钫即夕躲避到上海去,待冯玉祥离开南京,张钫再回开封。

冯玉祥于二月十三、十四日左右过江,发了一封信,向政府请假。

蒋介石得到他走的消息时,他已经走出数百里之外了。

张钫亦于二月十七日回到开封。

冯玉祥回到开封,尚持原议,注重军事、政治,声言到西北去。

三月初,冯玉祥忽然到辉县百泉村去住了二十多天。

在这时候,各方面的代表又都来活动,他又逐渐改变了原来在南京决定的不参加内战的计划,派韩复榘驻信阳以观变化,准备进行反蒋介石。

三月下旬,张钫曾在辉县见冯玉祥,请冯玉祥从速西去。

冯玉祥走到陕州,曾有电给张钫,云内战将起,奈何奈何。

及武汉事解决后,(韩复榘赴汉口见蒋介石,因受贿而动摇),冯玉祥新的计划是放弃山东、河南,缩短战线。

张钫曾致电劝冯玉祥,略云:不见敌而放弃两省之土地人民,政略、战略均自损失;退处西北,三年整军,不问国事,言犹在耳,时未三月,计划全盘改变,窃所不解。

当时来往六、七次电报,进了许多逆耳之言,冯玉祥都不肯采纳。

直至韩复榘、石友三相继倒戈,冯玉祥对张钫的话有点感悟,可是已来不及了。

一九三零年,冯玉祥从山西回到潼关,即有电给张钫,意在让张钫劝韩复榘、石友三及地方有关方面和他合作。

张钫复电,略谓:“去春西去。今春东来,旌旗所指,民心惶惑,意若大战将临,大难即至,人心如此,公意云何?公如登陇,我愿追随,否则不敢与同。公如不察,与阎合作,必贻后悔。”云云。

张钫当时并发出“秦豫荒旱为灾,民不聊生,军食何来”的电报,致触其怒。

继因孙良诚军队在渑池与难民争车,发生冲突,张钫曾电冯玉祥约束军队,以恤灾黎。

冯玉祥、孙良诚接电大怒,说张钫败坏他的军誉,阻挠他到河南的大计,密令前敌司令官逮捕张钫,同时并捕去肖楚材(肖楚材曾为冯玉祥的军法官,湖北人。一九二九年肖楚材不同冯玉祥西去,并且对冯玉祥的举动有所批评),将其活埋于开封。

因当时灾民流离,嗷嗷待哺、各处救援的粮钱络绎在道。

朱庆澜运赈粮八列车到郑州,张钫于一九三零年五月二十日赴郑接收。

将赈粮分拨后,到陇海花园的前敌同令部访鹿钟麟。

鹿钟麟见张钫,面现惊骇之状。

鹿钟麟说:“我现在要见外国人,请你先到里屋,等会再谈。”

张钫进屋见秦德纯,秦德纯的态度也和寻常不同。

张钫这时已经有所感觉,但想不到竟那样严重。

张钫对秦德纯说:“要找秘书长王钊志谈谈。”

张钫这时,深怀戒心,及见王钊志,张钫说将去洛阳见冯玉祥。

王钊志是一个老实人,便说:“这样做,好极了,老朋友一见面,啥闲话都完了。”

张钫听了王钊志的话,当时心中已十分明白。

张钫说:“端伯会见外宾完了,还在等找,有话要谈,谈后即开车到洛阳去。”

张钫和王钊志握手即出,即绕外院出门,乘坐汽车离郑遄返开封。

少时,他们发现张钫已逃去,手枪旅长吉星文便将郑州火车站和张钫到郑州时休息的所在地包围搜查,不见踪影。

回去向鹿钟麟报告,鹿钟麟让他坐下研究研究,经过较长的时间,也没有研究出结论来(熊斌后来和张钫谈,鹿钟麟不同意这样做,有意迟延)。

河南主席万选才是张钫的旧部,张钫回到开封时,万选才告诉张钫说:“您这次去郑州真是危险极了,冯玉祥不原谅您,要逮捕您,回来就不要紧了。一半天,孙殿英来汴,我俩就到洛阳去向冯玉祥疏通。”

这时张钫进退两日,留在开封,恐怕遭受受危险;如果立刻就走,数十万灾民尚未安置。

张钫迫不得已,经过两昼夜不眠不休的努力,把九十万元现款和存储的食粮全数发放给灾民,将赈灾机构解散,于一九三零年五月二十四日乘卡车离汴。

在商邱住了两天,又到济宁,然后游曲阜、登泰山,优游鲁南十多天,拟假道青岛,转赴天津,杜门谢客,决不参国内战争。

不料,张钫下了泰山那天晚上,被驻军马鸿逵侦知,电告蒋介石及济南韩复榘,强迫要张钫到济南去。

张钫到了济南,从开封来的人告诉张钫说:他在开封的家已被冯玉祥查抄,张钫的母亲已从陕西入山西逃往天津,和张钫有关系的军政人员多被被杀。

潼关党史:走进潼关

潼关历史悠久,闻名遐迩。

古潼关居中华十大名关第二位,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马超刺槐、十二连城、仰韶文化遗址、清官杨震墓等名胜古迹星罗棋布;风陵晓渡、谯楼晚照、秦岭云屏等潼关八景引人入胜;岳渎相望、炎夏金城令人折服。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东部,黄、渭、洛三河交汇处,素有“西北咽喉道,陕西东大门”之称,是黄河中上游秦、晋、豫三省交汇的“三角区”。黄金、黄河、黃土地,古城、古渡、古战场,使这块神奇的黄土地充满了动人的传说和悲壮的故事。

潼关县东阻函谷关与河南省灵宝市接壤,南依秦岭和本省洛南县为邻,西拱华岳同华阴市毗连,西北跨渭河湿地与大荔县接壤,北临黄河同山西芮城县相望。

潼关县在商代称桃林塞,周代称”渭讷”,东汉建安元年(196) 在今潼关县秦东镇政府南塬上设立关口。

“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 (《水经注》),潼关因水得名,一直沿用至今。

潼关县地势南高北低,呈阶梯形,由北向南依次递进,位于黄河渭河谷地、黄土台塬区、小秦岭山区。

县境东西宽约22公里,南北长约30公里,总面积526平方公里。

潼关古渡口,自古以来就是秦、晋、豫三省交通要津。

春秋时著名的“泛舟之役”就发生于此,秦国运粮船队经渭河由潼关驶入黄河而北上晋都,史称秦输晋粟。

“天下黄河十八弯,宁夏一弯到潼关”。这里水流平缓,适宜船舶上下航行及横渡,黄河中段近百里航道设有大小渡口九个,可供来往船只停泊。顺水东流驶入灵宝、三门峡等地:逆流而上抵达龙门、佳县、榆林等地;西入渭河可驶入华阴、华县、渭南、西安。

潼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文化积淀源远流长。上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女娲抟土造人、夸父逐日、黄帝铸鼎、周武王归马放牛等典故;中至战国后在此修建十二连城烽火台、关南名胜白云山、潼关八景、秦王寨与马趵泉,以至现在修建的东汉清廉太尉杨震纪念馆。古代帝王及历代文人墨客多有怀古诗词,唐人崔景颢曾赞曰:“山势雄三辅, 关门扼九州”

潼关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以来,在此发生大的战事就有30多起。如东汉末年的曹操马超之战,中唐的安禄山哥舒翰之战,明末李自成南塬大战,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与清军的三克三失三得之攻守战等,素有“潼关固则全秦固”之说。

辛亥革命时期,潼关人民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同民军道多次与清军进行武装斗争。西安起义不久,潼关革命党人徐国祯率同驻华庙巡防营马队管带胡明贵带领人民在潼关驱逐清朝官吏。

“五四”运动时期,潼关的有志青年、学生、教师、商户及其他群众一千余人,聚集县城大市场声援”五四”运动,极大地震慑了潼关的封建势力。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这时的潼关还处于兵患匪祸,苛捐杂税繁重的灾难之中。

特别是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后,派其嫡系憨玉琨师驻守潼关,横征暴敛,中饱私囊。加之潼关东西两塬有盗匪数百人,抢财掠货,无恶不作,人民群众生活痛苦异常。

随着新思想、新思潮不断传入关内,潼关人民有所觉悟,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情绪不断高涨。

大革命时期,潼关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好转。早期著名共产党员刘伯坚和一些共产党员、革命积极分子,随冯玉祥部队来到潼关。冯玉祥、于右仁、吉鸿昌、宣侠父等国共两党人士密切合作,对马克思主义在潼关的传播和党组织的发展做了有益地探索和贡献。

1927年初,中共党员赵和民到冯玉祥部吉鸿昌师任秘书。2月,赵随军来到潼关,在中共党员宣侠父等人的支持、配合和帮助下,于3月下旬成立国民党潼关县临时党部。4月初建立中共潼关特支,赵和民任支部书记。同月发展了徐国祯、马呈瑞等4人为中共党员。

中共潼关特支成立后,在国民党潼关县临时党部的支持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逐步唤醒了潼关人民的觉悟,播种了共产主义思想,提高了人民的阶级觉悟。

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进行清党反共。潼关的政治形势遭到破坏。7月上旬,中共潼关特支改为中共潼关党支部,徐国祯任支部书记,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由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加之支部失去与上级联系,不久便停止活动。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潼关特支停止活动,后来未建立中共党组织。1928年,李虎臣命许权中旅开赴潼关作战。同时,省委也指示该旅去渭南华县配合农民起义。5月,许权中旅翻越秦岭出蒿岔峪占据潼关南塬,在陶家庄与冯玉祥部战斗3天撤出战斗,执行省委指示,沿秦岭向西进军至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成为渭华起义的主要力量。

1931年,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徐国祯、马星瑞因中共潼关特支瘫痪而脱离党组织,但仍能坚持为人民工作。他们均未在潼关建立起中共党组织。

1931年他们组织地方绅士等进步人士多次到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呼吁请求省即派人来潼防治“霍乱”疫情,救人民于灾难之中。

同年,“九一八”事变后,潼关人民抵制销毁日货,据不完全统计价值500余银元,提高了潼关人民的民族自尊意识。

抗日战争期间,潼关遭受严重损失,无以数计的房屋被炸毁,无数民众被炸得血肉模糊,无数古迹被夷为废墟,损失仅次于西安,居全省第二,人均损失居全省第一。

抗战时期潼关仍无党组织,仅有少数党员活动。1937年10月,中共党员邓达久等一行数人到潼关宣传抗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3月共产党员刘茂堃等3人从抗战前线途经潼关去富平等地招募新兵时,被国民党顽固派查出行李中有进步刊物被逮捕投入潼关监狱。刘在狱中与共产党员带领40余人成功越狱,继续为党工作。

1943年,邓达久到潼关国民党政府田粮处秘密从事党的工作;铁路战线中共党员李导民,在潼关铁路扶轮小学任教,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经潼关向延安输送了许多革命青年。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关中地委派刘邦显到华阴开展工作,并向潼关、大荔发展组织。

1946年春,王平凡到潼关县桃林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半年内发展张振兴等3名党员。

1947年2月,中共华潼工委在华阴文王村成立,潼关中共组织工作直接由华潼工委领导。

1948年11月,成立了中共东路工委,潼关党的工作属中共东路工委领导。当年秋季,中共党员邓达久在潼关发展武伯超等2人为中共党员。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徐文华曾以家中开“皮货铺”作掩护,为中共党员王超北往返西安和上海等地提供帮助,并搜集敌、特、警等有关情报。

1948年5月29日潼关解放。

在解放潼关期间,潼关县保警大队投诚起义,为解放潼关做了重要贡献。

1948年5月31日,建立了中共潼关县委和县政府。县委成立后即带领群众投入紧张的支前工作,直至年底支前工作才告结束。

潼关解放后,县委忙于带领人民支援前线,国民党残余及土匪武装乘隙于6月下旬夜晚袭击了金陡、太峪、临华三个区公署,金陡区委书记王光礼等6人壮烈牺牲。

1948年7月2日,驻潼人民解放军开始清剿土匪,至8月清剿工作基本结束,歼敌600多人,劝降分化后剩余小股土匪翻越秦岭逃窜陕南。在剿灭土匪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建设,扩充了县、区两级人民政府武装力量。

徐国祯(1870-1938),潼关第一寨(现秦东镇凹里村)人,1910年在西安法政学堂学习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西安光复后回潼关,联合哥老会,发动青壮年组建了潼关复汉军,光复潼关。1913年后任清涧、神木县知事。1927年3月 任国民党潼关临时党部委员。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任中共潼关特支书记。7月,因冯玉祥“清党"反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0年,任潼关县财政局长。

赵和民(1905- ? ),陕西省华县大明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任党领导的高塘特支书记。1927年4月任中共潼关特支书记,1928年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后通过私人关系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任职,暗中保护革命同志。解放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

马呈瑞(1896-1931),潼关正东区九街营(现河南灵宝)人。1924年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任潼关高级小学教师。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因冯玉祥“清党"反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在家被土匪杀害。

邓达久(1916-1967),华阴横镇村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中共华潼工委委员,1949年5月任中共潼关县委组织部部长。1967年,在渭南地区党校逝世。

刘茂堃(1915-一) ,陕西富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在富平任抗日义勇军游击队长。解放后任富平军分区科长、后勤部长、兵役局长等职务。

刘邦显(1917.4-2007.2),陕西临潼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至194 9年3月,先后任中共华潼工委书记和东路工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渭南地委副书记、书记,陕西省委财贸部长,中共陕西省委研讨组,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7年2月病逝。

王平凡(1922- 1951) ,化名党仁,陕西华阴人。1938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先后在凤翔、马栏、延安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46年任中共华潼工委委员,2月至9月在潼关桃林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共华县县委副书记,书记。1951年12月病逝。

王超北(1903-1985),陕西澄城县人。1925年加入中共组织,抗战爆发后,先后在西安、南京、武汉、上海、重庆驻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担任总务科长和运输科长等职。解放前任西北情报处处长,解放后曾担任西安警备区副司令,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1962年遭康生诬陷,被戴上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79年4月平反,恢复党籍。

潼关党史:五四运动前后的潼关

辛亥革命时期,在西安起义的影响下,徐国祯带领秦陇复汉军和潼关人民打败清军,光复潼关。

此后,在张钫的带领下,民军同清军英勇奋战,几经反复,使潼关3次失而复得。虽然取得推翻清廷在潼关统治的胜利,但因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潼关还是落入反动军阀的手中。

1916年,袁世凯去世,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系、奉系和院系三大派系,他们各自割据一方,相互间战火不断。

借辛亥革命发达的民国新贵朝秦暮楚,时而从甲,时而附乙,地方豪强桀少趁机而起,土匪滋生,占山为王,使潼关陷入一片混乱中。

面对四分五裂的局面,孙中山继续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为实现民主共和不懈斗争。

1917年7月, 孙中山提出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

陕西靖国军是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发动的反对北洋军阀废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斗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它和广州护法政府的联系、配合较为密切,其斗争亦称"陕西护法运动”。它顺应时势,合乎潮流,符合人民愿望,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坚持战斗40多天。

樊钟秀带领靖国军曾攻占潼关城,为潼关人民反对军阀斗争树立了榜样。

后来,孙中山被逼辞去大元帅职务,桂系军阀随即解散了护法军政府,护法运动失败。

“五四”运动时期,潼关的进步人士,积极呼吁各界人士起来声援,支持燕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震慑了潼关的封建残余势力。

“五四” 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潼关人民逐渐接触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初步树立了民族自尊自强观念。

“五四”前后的潼关发展史和发生在潼关辛亥革命后张钫同清军的斗争、白朗起义及樊钟秀靖国军在潼关的斗争历程,使潼关人民增强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意识,认识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胜利的重要性和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道理。

蒋介石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蒋中正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于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于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于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1975年4月5日,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政治生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蒋介石势力是如何一步步壮大起来的?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如何排挤共产党人

1926年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一个到今天来看都没有完全清理、梳理得非常清楚的事件。非常典型的事例是蒋介石指责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人,他要劫持蒋介石,是个反革命事件。策划这个事件的是中共,是苏联顾问团,是汪精卫。

“中山舰事件”大致的脉络是这样。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是个意外事件,令蒋介石一石三鸟。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是个人为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炮制的事件,又是一石三鸟。

只不过,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后了7个月。

国民党被鲍罗廷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他还需要鲍罗廷的力量和影响,更重要的是时间,来消化这些力量。

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廷“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廷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

他在等待时机。时机来了。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炮毕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讲话中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国民党“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来了,鲍罗廷恰巧不在。

广州的苏联顾问全部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廷架空。什么叫做“整理党务案”?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全部清退,尤其是把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全部清除。“整理党务案”完成,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被迫退出蒋介石掌握的最核心的军队黄埔党军第一军。在第一军内,要么是共产党你就退出,要么是国民党你才能够保留。国民党中央也是这样。

架空鲍罗廷,清除共产党,两个任务完成。

第三个就是汪精卫了。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不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不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

军权全部在蒋介石手中掌握着,汪精卫虽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手里没兵,也没有办法。

4月初,汪精卫便以就医为名,由广州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马赛,躲了起来。

蒋介石当时指责汪精卫与中共串通要把他劫持到海外,所以他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持他,自己就悄悄地跑掉了。自此,再没有人能够阻挡蒋介石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革命斗争中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

“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但鲍早没了昔日权势,成了一个摆设。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鲍罗廷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鲍罗廷想借用北伐,用保定系来压制黄埔系。

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鲍罗廷甚至预言只要进行北伐,保定系在中国保定军校毕业的这批人,会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把黄埔系,就是年轻的、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人压制住。保定系压制黄埔系就是压制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结果哪个派系也抑制不住蒋介石。保定系不行,湖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更不行。这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术大师了。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

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沧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思维转换。

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绝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

当年反对鲍罗廷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运动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1个月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加伦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廷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廷。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是通缉令。

阎锡山

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号龙池,山西五台人,民国时期重要政治、军事人物,晋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中国同盟会会员。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与冯玉祥、李宗仁等倒蒋,中原大战失败后逃往大连。

1949年4月逃离山西,后赴台湾,1960年病逝于台北,终年77岁,葬于七星区阳明山。

冯玉祥 (民国时期西北军阀首领)

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字焕章,原名基善,原籍安徽省巢县(今安徽巢湖市),生于直隶青县(今属河北沧州市),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北军阀。有“基督将军”、“倒戈将军”、“布衣将军”之称。

1930年3月与阎锡山组成讨蒋联军,中原大战失败后隐居山西汾阳峪,后隐居泰山。

1948年7月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因轮船失火遇难。

张钫

张钫(1886年-1966年5月25日),字伯英,号友石;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人。

幼年念私塾,1902年到陕西;1904年后入陕西陆军小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9年春毕业后入军旅,成为陕西新军中主要领导。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任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

中华民国成立后,任陕军第二镇统制、师长;

1915年,参加护国运动。后回到故里蛰居,任国民党第20路军总指挥兼河南代理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预备总指挥,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院长。

解放战争后期任鄂豫陕绥靖区主任。后毅然弃暗投明,任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病逝。

李宗仁简介

李宗仁,生于1891年8月13日,卒于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现今广西桂林临桂区人。他曾经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桂系”的领袖。他担任过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代总统的职务。

李宗仁的晚年是怎样度过的?

李宗仁晚年要从1949年国民党战败逃亡开始算起。当时的李宗仁已经将近六十岁,先是在美国居住了十六年,只是又回归祖国,来到北京居住了几年,最后于1969年病逝。

李宗仁和一般国民党将领或者政治家不同,他在1949年没有去台湾,而是以生病要就医的名义,去了香港之后飞往了美国。李宗仁这样做主要和蒋介石有关,一方面他与蒋介石长期不和,矛盾强烈到明面上的战争和权力争夺,去了台湾就失去桂军这一依仗就会任凭蒋介石拿捏,另一方面是他看清了蒋介石,知道没法与其合作,一被利用完就会铲除。

李宗仁晚年在美国一待就是16年,没有再涉足政坛,按照他的说法是“退休海外,不问世事”。期间,蒋介石在台湾也罢免了他的国民党副总统职务。虽然远在美国,李宗仁还是一直关心着台湾和中国大陆。

在美国待久了,李宗仁晚年越来越萌发思乡之情,开始希望可以落叶归根回到祖国,所以在后来的十年间,他先后派程思远来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见面。但是因为考虑到国内外形势,李宗仁直到1965年才先取道瑞士再飞来祖国大陆。当时周恩来到北京的首都机场接见和欢迎了她,之后又与毛泽东等领导人见面。

在大陆,李宗仁失去了妻子,不过又与再婚,也经历了文革,直到去世享年79岁。

李宗仁一生一共娶了三任妻子。首先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李秀文。他们在1911年时候结为了夫妻。但是他们的婚姻都是由李宗仁的母亲一手包办的,而且当时的李宗仁因为在外面四处征战,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妻子,因此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也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李秀文为李宗仁生下了长子李幼邻,她于1992年在桂林逝世,享年一百零二岁。

然后是李宗仁的第二任妻子郭德洁。他们是在1924年的时候结的婚。郭德洁原名叫郭儒仙,但是在她和李宗仁结婚后,李宗仁认为这个名字不太好听,于是便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郭德洁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她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在1964年的时候她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郭德洁因为担心手术会破坏自己的形象而再三推辞了手术的时间。终于在1966年3月21日的时候,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六十岁。

李宗仁的第三任妻子胡友松是在李宗仁回国之后,他的第二任妻子郭德洁去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担心李宗仁一个人生活孤寂,便为他挑选了新的妻子。据说胡友松是民国时期著名影星胡蝶的女儿,至于真实性有待考证。胡友松和李宗仁之间差了整整四十八岁,但是胡友松因为敬慕李宗仁的英勇事迹最终还是决定嫁给他。只不过她和李宗仁只生活了二年的时间,李宗仁便因病去世了。李宗仁去世后,胡友松没有再嫁,一直守着李宗仁留下的物品度过了余生。她于2008年11月25日病逝,终年六十九岁。

胡友松是李宗仁的第三任妻子,原名叫做胡若梅,据说是影星胡蝶的私生女,也有人说不是,当时在北京是一名护士。李宗仁与胡友松于1966年结婚,一个76岁一个27岁。

李宗仁回国后不到一年,原来的妻子去世后心情低迷,加上年老体弱,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十分关系,为他物色不少女士,其中只有胡友松被他看中,而她也同意婚事。原因据她自己说,一方面是敬佩李宗仁,另一方面是在原单位工作很压抑。

婚后,李宗仁与胡友松两人十分恩爱,胡友松对丈夫可谓关怀备至,一心一意照顾着他,而李宗仁对这个妻子也是疼爱有加,平日吃饭也都按她喜欢的来。李宗仁自己笑称是“自古英雄爱美人”。不过这段美满的婚姻没有持续多久。两年后,李宗仁先是查出肺炎,之后又因为大出血住院,查出来是直肠癌。而在病逝前,李宗仁只希望胡友松可以在清明节去给他扫墓,从而告诉世人自己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

李宗仁死后,胡友松生活就失去了依靠,又是被下放又是去做工,为此她还改名为了王曦。据说十多年后,她曾经结过一次婚但不久又离了。她先后把李宗仁的存款以及国家发放的生活费都上交了国家,之后还把李宗仁的历史照片以及一些遗物也都交给了国家档案馆或者李宗仁史料馆。最后她也患上直肠癌而病逝,没有后人。

胡友松(李宗仁之妻)

胡友松(1939—2008),女,汉族,1939年出生于上海,原名胡若梅,北京市知名画家,其生母为影星胡蝶。

2008年11月25日下午6时,胡友松在山东德州庆云县海岛金山寺去世,终年69岁。

胡若梅,这是母亲胡蝶为她起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女儿如梅花般美丽坚强。由于是私生女,若梅从小就不知道父亲是谁,也不曾问过。母亲只是跟她说过:“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胡友松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百乐门”,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母亲在台上表演,她提着小篮子在场里来回走动。她有漂亮衣服,能坐高级轿车,但是她却没有自己的家。她从小就住在酒店包房里。

胡蝶,1908年生于上海。16岁考入中华电影学校,从此步入影坛,并很快就在中国影坛走红,成为民国三四十年代的第一电影明星,一度被观众评为“电影皇后”。

也有说胡友松根本不是胡蝶的女儿。胡友松的生身父母根本不是名人,1937年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胡友松被送到红十字会孤儿院。后来被张宗昌的妾从院中领走抚养,辗转来到北京,与一胡姓男子同居,这也是胡友松胡姓的由来。胡友松从小与养母无感情,护校毕业后先分配到安外结核病医院,后又调到积水潭医院和复兴医院。

中学毕业后相继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复兴医院担任护士;1966年7月26日,时年27岁的胡友松与75岁的李宗仁在北京正式结婚;1985年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退休后学习中国画,其作品受到书画家的好评;1995年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后曾任山东省台儿庄李宗仁纪念馆名誉馆长等职;

6岁时,小若梅因患湿疹(俗名黄疱疹)看医生,医生根据孩子的病情建议胡蝶最好将若梅送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此时,恰好军阀张宗昌暴毙济南火车站,他的姨太太沈文芝逃到南京当家庭教师,胡蝶便委托沈文芝将若梅带到了北方。在小若梅的记忆里,沈文芝这位养母对她特凶,常常无缘无故地冲着她大发脾气,拿她出气,有时还不给小若梅饭吃。

1951年,已移居香港的胡蝶得知女儿的艰难处境后,便来到北京,准备将若梅接到香港,但沈文芝一口拒绝,无奈之下,胡蝶留下了一只装满金银首饰的手提箱给沈文芝,并嘱咐她用这些东西换来的钱供若梅生活、上大学。然而,沈文芝很快将这满满一箱的财物挥霍掉了,到若梅中学毕业时,箱子已是空无一物了。

若梅中学毕业后,考入一所医专就读。医专毕业后若梅便被分配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在那“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无论她怎么努力工作,这位“国民党高官”的女儿,也得不到组织的承认,相反还承受着各方面的政治压力,时刻都有成为“专政”对象的可能。

1965年,原国民政府代总统、台儿庄会战的总指挥李宗仁先生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下,携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第二年,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因患乳腺癌在北京去世;为此,刚刚从海外高高兴兴归来的李宗仁先生的情绪十分低落;为了帮助李宗仁先生从痛苦中走出来,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对李宗仁先生的晚年生活十分关心,为他物色了60多位女士;当这些女士的资料和照片放到李先生面前时,都一一被李先生婉言谢绝;然而年轻貌美的胡友松女士却被李宗仁先生一眼看中。

李宗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胡友松会同意这桩婚事。胡友松长期在原单位受压抑,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胡友松欣然答应了李宗仁先生的要求。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下,1966年7月的一天,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李宗仁先生的官邸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

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她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照顾李先生的起居。

1968年4月,李宗仁因患肺炎住院,8月又查出得了直肠癌,于1969年1月30日午夜12时溘然长逝。

胡友松于1995年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

胡友松生前一直居住在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当地政府为其安置的别墅内,2008年腊月29日查出患上直肠癌,正月十六日在枣庄市立医院进行手术治疗,11月4日病情恶化,11月18日住进山东德州庆云县海岛金山寺,11月25日去逝,终年69岁;胡友松一生简朴,没有后人。

樊钟秀

樊钟秀(1888-1930),字醒民,河南省宝丰县城西夏庄人。少年时拜少林寺和尚为师,后在宜川家乡组织武装,抗击官匪。

1923年樊钟秀被孙中山任为豫军讨贼军总司令、建国豫军总司令。次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在南阳、邓县一带追击吴佩孚。1928年冬,因对蒋介石不满,被迫通电下野旅居上海。1930年率旧部参加阎锡山、冯玉祥的联合讨蒋战争,曾拒绝蒋的重金收买,坚持反蒋。同年5月23日,在视察阵地回许昌司令部时,遭蒋军飞机轰炸,重伤致死。

张治公

张治公(1881—1951),洛阳县彭婆乡人。1917年任西安卫戍司令,后镇嵩军扩编为四个师,升任第二师师长。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随吴佩孚到山海关同奉系作战。1925年2月25日,憨胡战争爆发,激战半个月,退守黑石关。1926年1月,国民二军岳维峻、李普臣部由汴、郑沿陇海路西进。张治公利用红枪会与国民二军发生冲突的机会,兵不血刃夺取了洛阳,对红枪会进行大屠杀。1927年5月15日,张治公同国民军方振武交锋,双方激战数日,张治公失败,从鹅山岭口逃往登封隐避。1927年10月,张治公下野,赴天津、北京等地游历。1939年回乡,创办维伦中学。1944年5月,日寇占领伊川县后,任日伪白河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被枪决。

王振 (民国将领)

王振,河南宝丰人,是民国将领。

王振(1887-1930)民国将领。河南宝丰人,绿林出身。后被赵倜、憨玉琨等收抚。历任镇嵩军团长、旅长、第四师师长、第二军军长。1927年投靠奉系。1929年又投靠韩复榘,任豫西警卫团总指挥,参加了中原大战。1930年10月13日被蒋军肖之楚部诱杀于鄢陵。

肖之楚

肖之楚出生于1896年,家境十分贫寒。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正在山东省第六中学(现菏泽一中)学习的肖之楚,听说冯玉祥正在河南招兵,高中没有毕业即投笔从戌。从1930年至1948年的18年间,肖之楚历任国民党第44师师长、第26军军长、第五战区第26军军长、第11集团军副司令、第30集团军副司令、第七绥靖区副司令。从军期间,肖之楚曾参加了围攻陕北红军的战斗;抗日战争爆发后,肖之楚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浙赣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战功。1948年,肖之楚退居台湾。

肖之楚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浙赣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战功。1948年,肖之楚退居台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肖之楚将军曾参加过著名的长城抗战。发生于1933年的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4月27日,长城抗战正在进行中,当日,按照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命令,第26军军长肖之楚率部从马兰关、黄崖关、将军关向兴隆日军发起反攻。当日,肖之楚将第26军(仅两个旅)、骑兵第5师、独立第4旅等部分为三路纵队发起攻击,并将兴隆日军数百人分割包围,最终取得胜利。

肖之楚聪明能干,治军有方,军纪严明。难能可贵的是肖将军身居高位,自己不纳妾,亦不允许下属纳妾。肖之楚十分讲究房屋修缮,每居一处,房屋必修建得特别讲究。”肖之安说,“解放前,肖之楚在自己的家乡--肖老家村曾盖起了深宅大院,十分考究别致,但后来都被拆掉了。现在,菏泽城内还有一处保存基本完整的肖家大院。如今,肖将军的后人散布于台湾、美国等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肖之楚将军的儿子肖逸,是著名的美籍华裔武侠作家,在文坛上有‘南金(金庸)北肖’之说。”

梁冠英 (西北军将领)

梁冠英(1895—1968),河南郾城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投靠蒋介石。1935年授中将军衔。1948年9月任河南省政府顾问,同年受中共委托赴蚌埠劝说刘汝明起义未果。1968年在苏州病逝。

梁冠英(1895—1968),河南郾城人,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毕业。1913年投入西北军冯玉祥部当兵,1925年任国民军第1军2师5旅旅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第3军1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1师师长,1930年4月任反蒋联军第2方面军第2路第1军军长,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投靠蒋介石,任第25路军总指挥。

1932年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右军第三纵队总指挥,1933年兼任第31军军长,并兼任第31军32师师长。1936年5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1946年任河南省政府总参议,1948年9月任河南省政府顾问,同年秋受中共委托赴蚌埠劝刘汝明起义未果。1949年后曾任苏州市政协委员。1968年7月在苏州病逝。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

1938年1月11日在武昌成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总司令陈诚,参谋长郭忏(武汉警备司令)兼,其任务是保卫武汉,以配合武汉会战。作战区域约为武胜关以南及麻城、广济一线,并指挥马当要塞江防军,统一领导辖区内的党务、行政、军事,其下属武汉警备司令部担负市区警备任务。6月14日第九战区成立后,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归九战区领导,其任务只限于武汉城防,防御地域亦只限于金口、大军山至葛店、阳逻之间。9月20日,卫戍总司令部又改由军事委员会直辖,罗卓英任总司令,陈诚专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该部1938年2月17日辖有第二军李延年部、第四十九军刘多荃部、第五十四军霍揆彰部、第六十军卢汉部、第七十五师周喦部、第十三师吴良琛部、第五十七师施中诚部、第一八五师郭忏部、第十四师之一旅和江防总司令部及卫戍总司令部直辖部队,计14个步兵师、1个独立旅及特种部队。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6月3日将所辖作战区域划分为马当、湖口、九江、田家镇4个守备区,分别由驻守当地的第十六军的李温珩、第一六七师_的薛蔚英、第四十三军的郭汝栋、第七十三军的王东原任指挥官;武汉市区由第九十四军、三十七军担任警备,指挥官郭忏;另设江防总司令部。9月20日,又将所辖作战区域划分为江北区(第六十六军,指挥官万耀煌)、江南区(第七十五军,指挥官周喦)和核心区(第三十七、九十四军,司令郭忏),另设湖北全省防空部队、江防守备总司令部(司令刘兴)。

宋哲元

宋哲元(1885年10月30日-1940年4月5日),字明轩,山东省武定府乐陵县(今山东省乐陵市)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一级上将。

宋哲元幼年家贫,刻苦读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从军,北洋陆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毕业后服役于冯玉祥部,历任哨长、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1924年,参加北京政变,10月冯部改编成国民军,宋哲元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秋改任热河特别行政区都统。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还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20响驳壳枪。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以中风不语病逝,葬于绵阳附近的富乐山,享年56岁。国民政府追升其为一级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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