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助蒋 冯部三孙攻商邱

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瓦解阎锡山、冯玉祥部队的经过

在孙殿英放弃亳州以后，不到半月，便又发生了三孙进攻商邱的战争。

原因是孙殿英虽然失去了亳州，因为撤退迅速，军队毫无损失，冯玉祥在这时放弃远攻淮上的计划，派孙连仲、孙良诚、孙殿英三员大将，各带所部共计约八万之众，向商邱猛攻。

孙殿英任前卫司令，率领大军，浩浩荡荡，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商邱而来。

那时正是九月上旬，青纱帐布满田野，对面不能见人，孙军正好借此机会逼近敌人，昼攻夜袭都是有利的。

哪料却在这时，秋雨滂沱，沟满河溢，在距商邱十几里观育堂地区为雨所阻。

因河渠暴涨，横流遍地，冒雨进攻的部队，挣扎在泥泞之中，冒险争渡，在半济之时，多为洪水漂没，一时枪炮雷雨震撼之声与士兵喊叫的声音，真可以说是天地动摇。

冯玉祥军队猛攻，蒋军介石坚守，七天七夜在鏖战之中，最奇是炮响即雨来，声停则雨止，造成三孙进攻不利的条件。

稍晴，蒋介石军队的飞机便出动向敌扫射。

三孙因被雨水阻拦，粮秣不能运送，不得不退回原防，使冯玉祥舍远而攻心脏的计划又告失败。

这个战场的蒋介石军队主力都摆在柳河、睢县、曹县这一条横线上面，沿铁路的机动部队并无多少。

商邱城里只有兵一营，临时抽调各地部队仓卒应战，派顾祝同住城内指挥，还有他的参谋长赵启缘和张钫三个人在一间屋里听电话，屋里水深半尺，架起木板往来。

蒋介石驻商邱车站，刘峙驻柳河，联络三方面的队伍，以应付三孙，形势岌岌可危，若非雨大，则三孙早攻到城下了。

如果兰封方面同时进攻，蒋介石就非走不可。

如三孙不从商邱西来，而从东南进攻，则蒋军后方亦必遭扰乱。

那时在城内所听到的枪炮声和雷雨声都分不清楚，军中的锅灶无烟，运输的汽车也都停驶，输送粮食弹药都赖民伕在水中泥中挑送。

这一战役双方的艰苦状态，真是所向未有。

胜败的关键，就看谁能多坚持一小时。

三孙的进攻不能持续，而撤回原防，这已显露出冯玉祥、阎锡山联军失败的征兆。

潼关党史：大革命时期的潼关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和评估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正确解释，使其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

会议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一大会议，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从此，进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

进入大革命时期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由南至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广泛传播。潼关也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1926年，国共两党知名人士冯玉祥、吉鸿昌、邓小平、刘伯坚等人来到潼关，一边筹备东征，一边宣传革命。

1927年3月12日至6月2日，曾先后召开军民大会7次，分别纪念孙中山逝世、拥护国民革命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纪念五•一、悼念李大钊等20位遇难烈士、追悼户县死难农民、纪念五卅惨案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以及北洋军阀残害中国同胞的罪行，号召军民起来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特别是1927年5月6日，召开近万人的军民大会，悼念“4.28”李大钊等20位烈士被残杀大会时，冯玉祥大统领悲恸万分，失声痛哭，动员三军将士誓死东征，敦促广大群众起来革命，同英日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并赋诗镌碑，激励人民怀念烈士，消灭帝国主义反动派，为烈士雪恨。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密切合作，为民主与和平两大目标共同奋斗。

在中共党员赵和民等和国民党党员的相互支持、协作下，分别于1927年3月和4月建立国民党潼关临时党部和中共潼关特别支部组织，将潼关的革命推向高潮。

中共潼关党组织在成立后的4个月时间里，不断宣传马克思主义，向群众灌输三民主义思想和三大政策，革除陈规陋习，组织群众参加国民军会师中原东征大会及其他多项政治活动，使广大群众和地方官吏都受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影响，出现了许多为民当官、当官为民和官爱民、民拥官、民拥军的事例，为潼关的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潼关党史：潼关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

大革命时期，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地盘上残酷迫害人民，一些军阀也趁火打劫，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暴行，激发人民反压迫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意识，潼关军民进行了声势洁大的抗议活动。

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2000多人在英租界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巡捕逮捕了在租界内宣传的100余名中国学生。随后，上海市万余群众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租界巡捕开枪射杀群众13人，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

为此，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第32、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1925年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罢工，5万学生罢课，绝大多数商人罢市，并迅速发展到燕京、南京汉口、广州、长沙、青岛、天津、重庆、海丰、陆丰等500多个城市，潼关各界爱国人士的思想也受到了极大地触动。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进步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标志着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时在西安上学的潼关籍学生3人(姓名不确定)返回故乡，与革命青年商议，动员港口码头工人、城区学生、教师、商人和其他各界进步人士，愤怒声讨英、日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工人、学生的罪行，号召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铺关门停业一天。

1925年6月2日一大早，潼关革命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近三千人在县城大市场集会，共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恶行径，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5年6月2日上午10时许，游行队伍打着横幅，由县城东街出发，一路向南街到南门外游行；另一路向西大街到西门外游行，沿途向民众散发传单；下午各讲演组分别到大的村寨进行宣讲，以唤起民众，共同声讨英、日的暴行。

潼关军民共同悼念李大钊等革命烈士

1927年4月28日，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20位党员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残杀，全国各地人民举办各种活动悼念李大钊同志。

1927年5月6日，潼关县军民七千余人在县城东北的“红场”(大市场)召开悼念李大钊等20多位烈士大会。会场周围布满了白花，两边挂着挽联，人人手持小白旗，庄严肃穆。

大会由吉鸿昌大统领的秘书、中共党员赵和民主持，中共党员刘伯坚、教师代表马呈瑞和一些学生、军人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他们的讲话义正词严，催人泪下。

特别是县城大悲寺巷居民任富荣的讲话，更是慷慨陈词，义愤填膺，悲壮感人，台上台下群众激情振奋，高呼“打到帝国主义的反动军阀张作霖，血泪要用血来还。”

冯玉祥大统领十分敬仰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

1926年，冯玉祥不愿卷入军阀混战的漩涡，在李大钊的建议下，怀着追求革命的愿望，奔赴苏国考察。期间，他们二人常有书信来往，情谊深厚。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烈士在燕京惨遭杀害的噩耗传来，冯玉祥大统领和广大群众一样悲痛万分，在潼关县城“红场”召开追悼英烈大会，通令全军佩戴黑纱以志哀悼，称赞李大钊烈士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是“在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领袖”，并写下悼念20位烈士的诗文镌刻于石，号召三军誓师东征，消灭军阀，为死难同胞报仇。

诗曰：

何故被杀兮？为革命！

何处被捕杀？于苏国大使馆所在地之燕京。

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帝国主义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主谋凶杀兮？倡首的为日与英。

我方率大军东来兮！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为之鸣咽。

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跳。

为最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痛哭兮！非为同志等之寿夭。

死我同志兮，增我消灭敌人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被绞杀兮，将复之为激荡而高涨与奔腾！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

二十位同志之死兮，死为世界工农。

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其精神永留被压迫者心中。

刘峙

刘峙（1892年6月30日－1971年1月5日），字经扶，江西吉安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历任黄埔军校教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参与北伐、中原大战等多场战事，甚为蒋介石赏识。民国江西五上将之一，素有北伐战争中的“福将”、中原大战中的“常胜将军”、抗日战争中的“长腿将军”和国共内战中的“猪将军”之称。抗战时曾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司令，第五战区司令。1948年被任为徐州剿共总司令，被解放军全线击败。1950年到印度尼西亚，1954年到台湾，至1971年病逝。

1892年6月30日，刘峙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现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庙背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父亲是农民，在他不满周岁之时，因稻田放水与邻村的恶霸地主发生争执，被打死于一条小河的桥下。其母胡氏无依无靠，只好携子到吉安城里的一家爆竹店帮工，后被老板看中，结为夫妻。不久，店老板暴病死亡。为了生存，胡氏又改嫁吉安县城的一个卸任统带黄小山。黄小山和刘峙的母亲本来就是战地鸳鸯，当黄的部队移防时，刘母死活不愿意离开江西吉安老家。黄小山只带走了这个继子刘峙（这时改名叫黄谊本），回到自己家乡湖南泸溪，交给结发妻子唐氏抚养。

黄家待他不薄，先后在私塾、观澜书院、浦市高等小学堂就读，还曾跟着继父去日本。但是后母始终是护着自己的亲子，刘峙也难免受点委屈。曾感叹：“因为贫穷，才知道知识也是要花钱买的。”

1905年冬，他随继父赴日。到达东京后，正值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政府的罢课运动，他只好离日回国，虽然没有完成留学梦，但却大大开阔了眼界。

1907年，他决定投笔从戎，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三期，当时陆小在泸溪只招两个人。因是外乡人，刘峙备受同学的嘲弄和欺凌。刘峙有一套处世哲学，忍耐为上。他认为，为人浑厚容物，自有好处，古往今来，能成大事者莫不有一种浑容气度。为了自勉，刘峙取其宅号为“浑容轩”。

1911年，陆小毕业，又升入武昌陆军中学第三期。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他加入了学生军，守卫武昌。后来又离开队伍返回吉安，考入宪兵，到南昌服务。

1912年7月，全国各军事学校恢复上课后，刘峙北上进入北京附近清河镇的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在校期间，他和一部分同学秘密组织了辅仁社，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

1913年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发表讨袁通电。刘峙借故请假南下，参加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不久，江西被北洋军阀占领，他只好重返学校。

1913年，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与他同期入学的有熊式辉、陈继承等人。在保定军官学校期间，刘峙除了认真学习所开的课程外，还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政治书刊，并将步兵操典背得烂熟。

1915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被分配到冀东开平巡防营见习。时逢护国运动兴起，刘峙遂弃职南下广州，历任粤军连长、支队长、营长等职。初到广东，刘峙在岑春煊的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任上尉参谋，后到滇军第四师第七旅步兵三十八团任六连连长，参加了南路讨伐龙济光的战斗，旋被调到援赣第四军第一梯团第四支队任队副兼第一营营长。1920年，援赣军与桂系陆荣廷的部队发生矛盾，被迫移驻福建，改称赣军。

1921年初，刘峙被陈炯明调到粤军总司令部当少校副官，并加入国民党，6月，调往粤军第二军任中校副官，不久，又被调到粤军第七旅第十三团任中校团副，参加了反击桂系进攻广东的战斗。

1922年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北伐。刘峙被任命为大本营游击第一支队队长。该支队作为北伐军的先头部队，进入江西与北洋军作战。刘峙部虽仅有一百余支枪，但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连战皆捷，一直攻到吉安附近。 同年11月，刘峙返回广东，被安排在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任中校参谋兼卫队队长。讨伐陈炯明的战役结束后，许崇智军中非广东籍的军官多遭排斥，刘峙也被改任为军事参议。

1924年夏，刘峙由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介绍，到军校担任战术教官，旋又调校本部参谋处当科长。是年底，黄埔军校成立了教导团，何应钦任第一团团长，刘峙任该团第二营营长。从此，刘峙与团长何应钦及营长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等结成一团。 1925年2月，刘峙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因在淡水、棉湖激战中战绩显著，接着又在平定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叛乱中建立战功，故在是年8月接替何应钦升为第一团上校团长。10月，他又率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

1926年2月，教导团扩编为第二师，刘峙被任命为副师长兼参谋长，旋任师长，下辖蒋鼎文、陈继承等团，驻防广州。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刘峙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当蒋介石召集卫戍部队讲话后，刘峙紧跟着宣读了要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随即率部扣押了第二师和海军中的所有党代表及共产党员。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刘峙第二师担任总预备队，跟随蒋介石进入湖南，先后参加武昌、南昌的攻城战斗。因在南昌的激烈战斗中，指挥官王柏龄突然失踪，刘峙便接替了指挥官一职。在蒋介石的总指挥下，刘峙率第一、二师击溃了南浔铁路正面的孙传芳军队，到达吴城。11月24 日，北伐军在江西全境取得胜利，奉蒋介石之命，乘胜进军浙江。

1927年3月16日，刘峙奉命移驻上海，担任交通警备。

1927年1月，刘峙在浙江桐庐县横村埠将卢香亭的主力打垮，便率军进入浙江省城—杭州。2月，在上海附近的松江，遇到毕庶澄率部顽抗，刘峙将其击溃后，乘胜攻下上海附近的昆山、太仓、浏河等要地。此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北伐军的胜利鼓舞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成功。刘峙率部移防上海、闸北、吴淞一带，担负警备任务，随即又调防镇江、常熟。

1927年4月12 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刘峙充当了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杀害共产党人的帮凶，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和“八大金刚”之一。

1927年5月，刘峙被任命为第一路军第十三纵队指挥官，受命由常熟渡江，进攻北洋军周荫人防地，周荫人部不堪一击，刘乃率部乘胜追击，直达灌云、东海，再克涟水、淮阴，最后驻防江都。 同年8 月，孙传芳不甘失败，偷袭龙潭。此时刘峙部队已返回江南，拟到杭州休整。忽听孙传芳偷袭，刘峙即令副师长徐庭瑶率部迎击，自己马上从杭州起程，亲率第四团赶往镇江，指挥作战。8月28日，刘峙在行军途中，所乘火车与另一火车相撞，死伤二百余人，刘峙也负了伤。他带伤指挥部队转入防御。孙传芳发动全线进攻后，刘峙阵地被突破，形势危急。幸亏增援部队赶到，次日转入反攻，将孙军全部歼灭。此役结束后，刘峙擢升为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率部驻防上海。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继续北伐，刘峙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辖有杨胜治第一军、缪培南第四军、顾祝同第九军，5月1日克济南，因日军干涉（济南事变），绕道德州继续北伐，6月，北伐完整，部队缩编，刘峙任第一师师长。此后，刘峙在蒋桂战争（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卖命，屡屡在形势不利的局面中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立下赫赫战功。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令刘峙任讨逆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率本师和顾祝同的第二师和蒋鼎文的第九师和朱绍良的第二军，水陆两路，沿长江西上，首战即将胡宗铎击败，直捣武汉。4月5日，桂系弃城而逃，刘峙等部进占武汉后继续追击。夏、胡、陶见大势已去，于4月21日联合通电下野，其余部队全被刘峙等部包围缴械。

1929年12月，唐生智在河南通电反蒋，湖南的何键态度不明，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也跃跃欲动。蒋介石慌了手脚，亲笔写信叫刘峙能战就战，否则退回南京。刘峙凭一股勇气，指挥第一军出武胜关攻克确山，在遇到多年不遇的暴风月后，又主动选择有利阵地实施防御，力抗唐军冲击达一周之久，并暗中策动杨虎城出兵抄唐生智的后路，结果把唐生智打垮。

1930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率部回师河南，与冯玉祥、阎锡山大军激战与许昌、新郑之间，前后战数十合，从冯玉祥的口袋阵突围而出，杀伤甚众。7月，以第二军团总指挥转移兵力于津浦线，以陈诚的第十一师为先锋，打败傅作义，重新战领济南，使战局出现根本性的转折。

1931年7月，会同东北军于学忠，南北夹击，消灭反叛的石友三7万之众。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的第四次围剿，刘峙指挥中路军7个纵队（包括陈继承的第2纵队、卫立煌的第6纵队）采用并列推进、纵深配备、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攻占大别山根据地中心新集、金家寨，迫使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离开根据地。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并将河南新集命名为经扶县以示表彰。

1933年，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战无不胜，高居五虎上将之首，名声一时无二。

1935年4月，刘峙升为二级陆军上将，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其时四十有三，一时风光，无人出其右。当时人们把蒋介石、何应钦下面的中央军五个二级上将并称为五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刘为五虎之首。国民党军界上层均对刘峙的“福星高照”、官运亨通表示羡慕，都誉他为“福将”。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委派他整编了张学良、杨虎城所部军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司令。在平汉路战役被日军打的一溃千里，被讥笑为长腿将军。

1939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

1945年2月，刘峙调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接替李宗仁，抗日战争结束后，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郑州绥靖公署主任1946年元旦，刘峙就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统率河南、陕西两省第一、五战区部队。

1946年6月18日，蒋介石电令刘峙“统一指挥五、六两绥署之部队围歼李先念部”。

1946年9 月6日，赵锡田的第三师战线突前，被渡过黄河的刘邓大军包围，全军覆没（定陶战役）。败讯传至庐山，蒋介石勃然大怒，剥夺了刘峙的军职，调回南京，委任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委员。

徐州剿总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的徐蚌会战（徐蚌会战是国民党对这场战役的命名，淮海战役是共产党对这场战役的命名）中蒋介石重新起用刘峙为徐州剿共总司令。刘峙当即表示：“要我做官，不能奉命；要我拼命，义不容辞！”在他就职的第九天，河南开封被解放军陈毅、粟裕部攻克。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全歼杜聿明兵团，活捉杜聿明，历时55天的淮海战役歼敌55万余人。

1949年9月17日，刘峙应老友顾祝同之约，重游了黄埔军校旧地，但见“一片荒凉，令人有荆棘铜驼之感”。看到这破败的景色，联想到个人的穷途末路，刘峙禁不住悲从心来，潸然泪下。

1950年至1953年底，刘峙居印度尼西亚。

1954年1月，去台湾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定居台中市。

刘峙回到台湾后，定居于台中市，过着极其平淡与平静的生活，每日里读读书，写写日记，闲暇时回忆回忆往事，且忆且述，数年后居然整理出一部《我的回忆》。因没钱出版，刘峙的这本回忆录先以油印本形式在昔日同僚、部下中传阅，后被出版商相中，才得以正式出版。

1965年，与他在印尼落魄患难的妻子黄佩芬因病去世，这件事对年迈的刘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后他益加落落寡欢，在寂寞孤单中消磨岁月。

1971年1月15日在台湾病逝，终年79岁。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孙传芳乘机卷土重来，偷袭龙潭。本已返回江南的刘峙当机立断，命令副师长徐庭瑶率部迎击，自己从杭州起程，亲率第四团赶往镇江，指挥作战。不久，他又带伤亲赴前线指挥，勇猛反击，一举击溃孙传芳主力，迫使其仓皇向江岸溃退，从而扭转了这一关键战局。随后，刘峙又率部完全克复龙潭。

刘峙因这一奇功，被蒋介石擢升为第一军军长，成为继蒋介石、何应钦之后的第三任。

蒋介石正式复出后，刘峙又升任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辖有4个军：刘峙自己兼任军长的第一军、顾祝同为军长的第九军、廖培南为军长的第四军、杨胜治为军长的第十军。

此时，何应钦因被蒋介石怀疑有异心，调任为总部参谋长的虚衔，第一集团军由蒋介石本人兼任总司令，共辖有4个军团，其余3个军团总指挥为陈调元、贺耀祖、方振武等非黄埔系将领。

刘峙由此成为继何应钦之后军界地位最高的黄埔教官，大有取何应钦代之之势。

1929年3月，李宗仁、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桂系）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中央军）开战后，刘峙担任讨逆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奉蒋介石之命率军水陆并进，沿长江西上，一举击败李宗仁的干将胡宗铎。

随后，他占领了桂系重镇武汉，将胡宗铎等人所部包围缴械，为蒋介石打败李宗仁、白崇禧创造了先机。随着其他战场相继失利，李、白二人很快宣布下野，逃往香港等地避难。

1929年12月，唐生智又通电反蒋。蒋介石鉴于当时形势，亲笔给率军迎敌的刘峙写信，说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回南京。不想刘峙又一次大胜。他指挥所部先是攻城略地，随后选择有利阵地实施防御，阻击前来进攻的唐军达一周之久。与此同时，他又暗中策动杨虎城出兵抄唐生智的后路，最终打垮了唐生智，终结了他的东山再起之梦。

1930年3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后，刘峙担任第二军团总指挥，率部转战东西，斩关夺隘，屡败对手。后来还打败了阎锡山麾下有名将之称的傅作义，重占济南，再次扭转了战局。

1932年6月，刘峙担任中路军副司令官（司令官为蒋介石），“围剿”中共的鄂豫皖根据地，与他的黄埔一期学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对敌。他指挥所部步步为营，最终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新集和金家寨，迫使徐向前与张国焘匆匆千里长征。

这是鄂豫皖的第四次“围剿”，终于得以一竟全功，蒋介石兴奋不已，特别褒奖刘峙，破天荒地将新集以刘峙的字命名，改为经扶县。

1935年4月蒋介石首次授衔，授予他二级上将军衔，与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同列，排名第七位。黄埔系将领里则居于第一，仅次于一级上将何应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升任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刘峙的元配杨庄丽与其同年生，19岁即归配刘峙，由于杨庄丽无法生育，于是给刘峙买了仅十几岁的广东石城陈氏给他当侧室，此时刘峙已30岁。陈氏生有多个子女，按杨氏要求，他们都喊杨为“妈妈”，而喊陈为“姨娘”。

长子涤寰，1920年生，曾在台湾农复会担任过低级事务员。他由杨氏抚育长大，配婚皖中宿将张克瑶之女。

另有子涤宇、涤安、涤定（在台游泳夭折）、涤寅、涤宣，女涤宙适刘氏，涤宁适赵氏，涤宸适葛氏。大陆解放时，杨庄丽带着陈氏所生的子女逃到台湾。

1941年刘峙又纳黄佩芬，黄氏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又进北平师范大学读书，中学教师，刘任职开封时，黄在刘家担任过家庭教师。结婚后，她是刘峙官场应酬的好帮手。流落海外时，陪同身边的就是夫人黄佩芬。

刘峙之侄刘夷为黄埔二期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1938年抗战中被俘投敌，任汪伪军官训练团团长、军事参议院参议。1942年成立汪伪中央警备军后，刘夷被任命为独立警备旅旅长，所部负责南京卫戍任务，装备为汪伪军事之最。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旅被国民政府编入第74军，刘夷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经刘峙说情获释，移居香港，后返回江西定居。

刘峙的外孙刘伟超，娶妻舒瑞可（国民党陆军少将舒适存之女），二人是1970年代来美的台湾留学生，全家定居维吉尼亚州的里奇蒙（Richmond），育有二子一女，长子毕业于纽约大学商学院，二子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

曾外孙女刘洁，是刘峙外孙刘伟超的女儿，从维吉尼亚州州长中学毕业后，就读于西点军校，在2006年的毕业典礼上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代表全体毕业生从布什总统手中接下毕业证书。刘洁是2006年以来来首位获得此殊荣的华裔女学生。

1936年12月8日，蒋介石飞抵河南洛阳，做50大寿，刘峙、商震、张学良等纷纷前往拜寿。张学良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介石非但不听，还对张学良大加训斥。接着，蒋介石飞抵西安，在临潼扎下行营，准备对东北军、西北军督战，实施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

12月12 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率兵包围华清池，扣押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其时，刘峙正在江苏赣榆检阅部队，闻变后星夜返回徐州。军政部长何应钦通知刘峙，迅速回洛阳，集结部队，准备西进。接令后，刘峙迅速急电第七十军军长樊崧甫，抢占潼关，又命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将驻洛东北军重炮旅缴械，并令所辖各军，严密戒备，整装待发。14日，他又派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散发传单、标语。16日，国民党中常委决定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令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在防地立即就职，派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兵分六路，进逼西安。这完全是紧跟何应钦，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顾祝同等人的意见相反，明显地要置蒋介石于死地。

25 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宋美龄乘专机飞抵洛阳。刘峙忙带高级军官到机场迎接，并命人挥舞小旗：“欢迎校长胜利归来！”、“蒋主席万岁！”、“打倒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下机后，马上把刘峙喊来，脸色阴沉地命令：“马上把旗子放下，不准喊口号，汉卿马上就到。”刘峙自讨没趣，只好自认倒霉。从此，他江河日下，“福星”的称号不再属于他了。

谭温江

谭温江（1899-1969），字松艇，别名谭吉祥，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1899年生，家有土地10余亩，由于其父身体不好，全靠雇工耕种。

谭温江幼年先后读过村私塾和同盟会创办的新式学堂，后和很多山东人一样去东北谋生。在东北时考入东北讲武堂，历任奉系军阀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等职。1925年，河南地方军阀孙殿英部进入山东，被山东督办张宗昌收编，后改编为直鲁联军第35师，谭温江调任该师参谋长。

1928年，孙殿英投靠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谭任其第一师师长。1928年7月，奉孙殿英之命，谭温江率部以军事演习之名控制清东陵，盗掘了慈禧太后的普陀峪定东陵和乾隆皇帝的裕陵。事后，谭作为替罪羊被阎锡山逮捕并受到审讯。后来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由于担心拥兵数万的孙殿英会倒向蒋军，于己不利，阎将谭温江释放。

谭温江被释放后，已看透孙殿英的为人，不再回孙部任职，而隐居天津作了寓公。其间不断接触进步人士，思想有所转变，尽力支持人民解放事业。全国解放后，谭温江曾担任天津市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他是当年那些军阀将领中能保持晚节，最后尚能为人民服务的少数人之一，于1969年7月8日病故，终年70岁。

琉璃厂，北平著名的古玩街，当时这里有家规模最大的古玩店“尊古斋”。1928年8月的一天，“尊古斋”的老板黄百川接待了一位神秘客人，此人携带来了一些十分罕见的珍宝急于出手，双方最后以10万元秘密成交。不料事情败露，二人均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拘捕。经审讯，涉嫌出售东陵珍宝的神秘男子正是12军的那位“爱民师长”谭温江。谭温江的被捕，让人自然联想到他的上级——12军军长孙殿英。面对世人怀疑的目光，孙殿英即向他的顶头上司、时任第3集团军第6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递交了两个报告，报告里详细记载了一次剿匪战斗，报告称从马匪手中缴获两只大箱，并列报清单。这就回答了谭温江携带的珍宝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从当地土匪手中缴获的。

东陵一带兵匪混杂，土匪盗陵的确有着很大的可能性。而在此时，因销赃而被捕的谭温江一直拒绝承认自己参与盗陵，关于珍宝来源，他也解释是缴获自土匪，和孙殿英的报告如出一辙。因为查无实据，案件的审理陷入僵局。

东陵盗案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又似乎柳暗花明。在前往青岛的一艘叫“陈平丸”的轮船上，青岛警察厅抓获了两名逃兵，从他们身上搜出了36颗珍珠，还有国民革命军第12军的标志。一名叫张歧厚的逃兵招供参与了盗陵。当时的报纸记载了他的自供：“今年五月(公历7月)间……由军长(孙殿英)下命令，教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坟炸开……我这三十六颗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坟里拾的。我因当兵不易发这些财，再跟着队伍打仗去也无益，所以才由杨各庄偷着跑到天津卖了十颗珠子，卖了一千二百元钱……”

张歧厚的供词是当时惟一明确牵涉到孙殿英的重要证据。

形势陡转直下，南京的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催促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尽快破案。1928年11月，当时的四大集团军首脑都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来会审此案。

溥仪身居天津张园，闻祖陵被掘，悲愤无比，强烈抗议孙殿英的罪行。

可直到1929年4月底，也就是东陵被盗将近一年后才开始预审，且一直未对外公开。而经过匆匆一个半月的审理后，高等军法会在6月中即宣布预审终结。

今天，我们仅能从当年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窥见预审判决草案的结论：东陵盗案系遵化驻军勾结守陵满员，盗墓分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那个叫张歧厚的逃兵供出了孙殿英，但法庭似乎并没有仅据口供而采信。因为结论中的“遵化驻军”究竟指的是哪支部队，幕后主使究竟是谭温江还是孙殿英，判决草案显然含糊其辞。

其实，就在东陵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中国政坛已是危机四伏。1930年4月，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军阀大混战爆发了。经过权衡，孙殿英最后叛蒋归顺了阎锡山和冯玉祥。

孙殿英投靠阎冯后，被羁押在阎锡山辖区内北平陆军监狱的谭温江获得释放。当时的上海《中央日报》在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发了一则短消息，轻描淡写地说到东陵要犯“其后不知何故又将其释放”。好一个“不知何故”，自此，东陵盗案不了了之，成为民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孙连仲

河北省雄县龙湾村人，原名席儒，字仿鲁，生于1893年2月2日。

1906．进入保定中学堂读书。

1912．2．入北洋军第2师8团2营8连当兵。

1914．在冯玉祥16混成旅炮兵营任班长。

1916．1．随16混成旅在四川作战，曾一人扛起238斤重的山炮袭击敌人

1916．5．升任炮兵营第1连连长。

1917．7．联合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等12位连长，在万庄阻截张勋“辫子军”，后13人被合称为“十三太保”。

1918．1．升任营长。1922．又升任炮兵团长。

1924．10．升任卫队旅旅长，率部围拘曹锟。

1925．升任骑兵第2师师长。

1926．8．被直奉联军和晋军击败，退往绥远和甘肃，与韩复榘、石友三等部被晋军收编。

1926．9．冯玉祥重召旧部举行“五原誓师”，集体加入国民党，被冯玉祥任命为“全军总执法”。

1927．6．改任14路军司令。1927．8．又改任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1928．12．调任青海省政府主席。1929．8．改任甘肃省政府主席。

1929．12．与唐生智、石友三、宋哲元等联名通电反蒋。

1930．4．被冯玉祥任命为第8路军总指挥，率部参加“中原大战”讨蒋。

1930．6．指挥“亳州解围战役”，重创蒋军何成浚、朱绍良部。

1930．10．反蒋失败，接受蒋介石收编，被任命为26路军总指挥。

1931．12．由于离部赴南京就医，部下约1.7万人在宁都参加红军。

1932．3．任42军军长。1933．7．兼任庐山训练团副团长。

1935．4．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1935．12．在国民党“五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兼任42军军长。

1936．11．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7．8．任刘峙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军团司令，率部赴保定抗日。

1937．11．在刘峙被撤职后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1938．3．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重创日军。

1938．12．调任第一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1943．6．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守鄂西恩施。

1943．11．指挥“常德会战”，驱逐进占常德之敌。

1945．5．在国民党“六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1945．7．调任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北省政府主席和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

1945．10．率部进驻磁县、邯郸地区，被歼灭2万多人，属下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投诚八路军。

1947．3．改任保定绥靖公署主任。

1947．12．调任南京卫戍司令。1948．6．又改任参军长。

1949．1．辞职，闲居上海。

1952．10．在国民党“七大”上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兼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6．1．退出军役。

1957．10．在国民党“八大”上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

1963．11．在国民党“九大”上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

1969．3．在国民党“十大”上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

1976．11．在国民党“十一大”上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

1981．3．在国民党“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

1988．7．在国民党“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

1990．8．14．在台北因患肝癌病逝，终年97岁。

毛邦初

毛邦初（1904—1987），男，别号信诚，浙江奉化岩头乡岩头村（今属溪口镇）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期间参加第一次东征，平定滇、桂军阀叛乱。次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班飞行组长。1930年奉命在杭州笕桥筹建航空学校，次年任校长，1933年7月17日任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1934年出国考察，率部分毕业学员赴意大利深造。后来定居美国洛杉矶，1987去世，享年83岁。

1935年9月7日叙任空军上校。1936年12月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委员，1937年1月1日获颁五等云麾勋章。同年5月任空军南昌第三军区司令。1938年3月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厅长。1940年5月25日晋升空军少将，同年8月19日升任航空委员会副主任兼军令厅厅长，并出任空军第一路司令。1941年3月26日增设空军总指挥部，毛邦初任总指挥。1943年1月21日复任航空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8月14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5月，选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美国代表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成员。1946年6月29日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空军总司令部副司令，曾代表国民政府常驻美国，后晋升空军中将。1949年去台湾，1951年受命赴美国购置飞机，遂携眷属定居墨西哥，继迁居美国。1987年逝于洛杉矶。

毛邦初事件：毛邦初乃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亲侄子，从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即投身军事航空界，先后留学于苏联、意大利，成绩优异。由于毛邦初氏身上具有为蒋介石所器重的多重因素，诸如浙江人、黄埔生、内戚、军事航空指挥干才等，特别是在组建、主持中央军校航空班、军政部航空学校即尔后的中央航空学校，以及指挥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对日空战过程中，创造了斐然的勋绩，故深为蒋介石器重，长期以来倚畀甚殷，屡以高官厚禄酬其功，曾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空军司令部副总指挥、空军第一路司令及航空署署长、空军副总司令等职。抗战时期毛出任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专司空军在美军购业务，因此日渐膨胀，豪气干云，大有国民革命军空军的天下舍我毛邦初其谁之慨！

时光流至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下野之前，蒋曾密令毛邦初把军购公款1000万美元转入其在美个人账户，以免遭美国冻结，并规定：动用此款须由俞国华、毛邦初两人同时具名，但如遇紧急情况，毛邦初个人也有支配权。蒋未曾想到，正是自己的这个命令，正是这个自己高度信任的毛邦初，后来不仅胆敢将此巨款贪污挪用，而且还利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挟洋自重、反噬自己，陷自己于政治上极为被动之境。

毛邦初多年来即对国民革命军空军总司令一职觊觎不已。但天不遂人愿，自1934年4月以后，他就心有未甘地被迫雌伏于周至柔之下。毛邦初清晰地记得：1934年4月，中央航空学校兼任校长蒋介石，罔顾自己工作业绩和副校长职务，竟然任命与空军毫无瓜葛的周至柔接任校长。尤其令毛难以容忍的是，周氏升官上任之日，正是自己黯然离去之时。眼瞅自己苦心经营禁脔之地，竟被他人轻易夺去，自己种树，他人摘桃，外行领导内行，毛邦初委实难以咽下这口恶气。

及至国民政府败逃台湾后，毛、周旧怨未去，新仇又添。此时的周至柔因有陈诚臂助，炙手可热，不仅仍任空军总司令，而且还兼任参谋总长，权倾一时。在美国柯克上将的协助下，周下令在空军司令部内成立“中国国际商业公司”，意在取空军驻美办事处军购业务而代之。周、毛矛盾日益激化。

1950年5月，毛邦初以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名义电告周至柔：建议取消中国国际商业公司向美国购买300万加仑航空用油的合同。理由是：如按该合同行事，不仅每加仑价格将高出华盛顿市价3美分，而且将比空军驻美办事处在华盛顿购进的另外300万加仑同质汽油多支付10万元。但周至柔不为所动，复电请毛邦初不必多虑，令毛邦初既尬尴又气愤。遂通过中国台湾地区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向蒋介石举报：一是中国国际商业公司在美采购的300万加仑航空用油，系通过旧金山一家杂货店进行，为此支付了中间人佣金10万美元；二是中国国际商业公司所购25架美式P-51型战斗机，单价高达3.6万美元，与该机在美国售价1.6万美元相比，相差悬殊，中间一定有人中饱私囊。

蒋介石闻讯大惊，急召毛邦初回台湾述职。毛邦初到台北后，蒋介石令其秘书周宏涛与毛邦初接谈。毛邦初告周宏涛：业已查明购油合同是经周至柔首肯，由宋美龄二弟宋子良经营的“中福行”进出口公司在台北签约，而由该公司设在旧金山的代理机构华南企业公司向美国一家石油公司购进的。华南企业公司乃一小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仅2500美元。庆幸的是，此批航油尚未运交，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请总统下令终止合同。

至于购机一事，因价格实在太过悬殊、反常，也请总统下令彻查。毛邦初并说：蒋总统引退前后，空军总司令部所签支的各笔款项均有可虑之处，不仅周至柔曾把其中40余万美元公款自美国汇到香港其私人账户上，而且还发生了以公款汇交联勤总司令郭忏之妻的咄咄怪事。郭忏，时任国民革命军联勤总司令，与周至柔在保定军校先后同学，浙江诸暨人，也为陈诚至交，圣眷正隆。

次日周宏涛将毛邦初所述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汇报。经核实，关于“购油案”毛氏所述不虚，宋子良曾有假借宋美龄名义向毛邦初疏通的行为，确有借机中饱私囊的企图，只不过毛氏未予答应。蒋介石闻后怒不可遏，下令将购油合同取消。

至于“购机案”，经调查，毛邦初渲染过甚。事实上，3.6万美元购机单价中，除飞机外，还含有装运费及外加的无线电设备及武器配置等费用，其中仅无线电设备及武器配置两项价值即达1.4万美元，实属物有所值。

在蒋介石看来，“购机案”基本上无大的问题，只不过采购渠道由原来的空军驻美办事处转变为中国商业公司而已。被人分肥，甚至断了财路，毛氏的不满甚至怨艾实属自然，气极诬告，则太过分。想到这里，蒋介石似有所悟，沉吟片刻，即作出决断。

次日，蒋介石下令毛邦初调任中国台湾地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代理团长，驻美空军办事处撤销，并明令日后有关“中华民国”空军在美军购事宜将不再由毛邦初负责，毛邦初须将业务及所保管的款项从速移交。同时蒋介石还批示：将毛邦初在驻美空军办事处的得力部下向惟萱上校调回台湾。

未久，蒋介石收到美国众议员周以德的一封信，谓：1950年10月，中国台湾地区空军驻美人员曾有将一笔巨额外汇汇到香港私人户头事。此事发生在中国台湾地区向美国争取经济援助期间，实在太不相宜。周以德的信言之凿凿，蒋介石颇为尬尴，下令周宏涛彻查。周宏涛细阅周以德来信，发现来信锋芒直指周至柔，遂不敢怠慢，径直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果断下令，密查周至柔。

周宏涛遂约请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署长吴嵩庆秘密查周至柔，吴嵩庆因兹事体大，特请蒋介石颁发秘密调查手令。蒋介石当即书就，亲自交吴嵩庆。可见蒋介石处理此事的决心。

1951年3月9日中午11时，周至柔不知从何处知道有人对其进行秘密调查。遂以蒋介石不信任自己的操守为由，愤而请辞。蒋经国闻讯，颇为周至柔叫屈，建议乃父对周进行慰留。蒋介石遂向周至柔直言：为了证明自已的清白，同时也为了维护空军总部的清誉，还是请你暂缓辞职，支持并配合调查。

经蒋介石授意，“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与周宏涛共同约见空军政治部主任徐焕升。徐焕升报告：空军于1946年以后，即设有一个对外不公开、对内公开的“财务公开监察委员会”，设置该机构的目的是保管自航委会时期开始的历年结余经费，总共有美金近73万元、黄金10.1万多两、港币74万余元、银元35.5万余元以及台币575万余元。所有公款都存放在前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设在广东信托公司的户头，其中存放在香港的有美金45万余元、港币81万余元、英镑1.1万余元，周以德所指的45万美元，正是其中一笔，从未使用，有案可稽。至此，周至柔始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换言之，毛邦初为一己私利，利用“政府”争取军援而未获的“良机”，借美国政治家之口诬告周至柔、要挟蒋介石的企图未能实现。

毛邦初见诬告周至柔不成，即开始向蒋介石叫板。1951年1月24日，毛氏令其部下——抗命不归的驻美办事处人员向惟萱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宣称：中国商业公司采购的雷达，有转运资助中共之虞，致使美国国务院吊销了向中国商业公司出口雷达的许可证。此事令蒋介石和宋美龄非常震惊和气愤，宋美龄强调：“空军要加强防御战力，非借助雷达不可。”后来美国国务院“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建议蒋介石以中国台湾地区名义向美国购买军用品而不经过中国商业公司，此举使毛邦初、向惟萱的阻挠失去了意义。

谁知未久，毛邦初又五管齐下，将事态扩大：一是召开记者会以揭露周至柔总长的罪恶；二是公开抗拒蒋介石要其回国的命令；三是继续贪污挪用公款，不仅将数百万美元的公款转存到瑞士银行其私人账户，还买了200万美元的美国不记名可兑换国债；四是以周至柔贪污45万美金公款为由拒绝办理移交手续；五是将“中福行购油案”曝光于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以损害“中华民国”政府形象。毛氏所为，激起轩然大波。至此，蒋介石始正式下令将毛邦初停职处分并限令回国听候查办。

“毛邦初案”爆发之日，正值美国参议院讨论军援台湾之时，故美方对蒋予“毛案”的处置十分关注。美国驻“中华民国”公使蓝钦建议“外交部长”叶公超采取紧急措施，敦促毛邦初将公款账册及档案交出，如毛邦初拒交，可征询律师意见，由律师展开诉讼程序。蓝钦还建议：“毛案”如循法律渠道解决，则“中华民国”政府必须首先取消毛邦初的外交官身分，即剥夺其外交豁免权，如此，即使美方给予毛邦初政治庇护，也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

由于毛邦初对台湾方面的敦促置若罔闻，并一意孤行，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派员赴华盛顿兴讼，循司法渠道对“毛案”进行处理。

1951年9月28日，周宏涛及查良鉴、夏功权等5人携带大批相关文件飞往美国，拟对毛邦初提起民事诉讼。10月2日周宏涛等数人抵达华盛顿后，风闻毛邦初已把公款转移他处，根本不打算移交。周、夏、查等人经缜密调查，得知毛在美任职6年期间，大肆挥霍，不仅奢侈地花光了580万美元的办公经费，而且还超支38万美元。并查证，毛邦初挪用公款和一中国古董商合伙在芝加哥开设一家商店，还在美国西岸开了一家商行做生意。

1951年11月14日，诉状经律师递至华盛顿地方法院，要求法院令毛、向两被告10日内禁止动用或贷出款项及转移文件；将全部公款和文件交还中国台湾地区。两小时后，法院发出命令，通知毛、向两人5日后到庭，然毛、向两人此时已避居纽约到了李宗仁的府上。

1951年11月19日，即华盛顿地方法院原定“毛案”的开庭日，毛邦初通过律师在纽约发表声明称：蒋介石已非中国台湾地区合法总统，而是篡位者，李宗仁才是合法总统。故华盛顿地方法院依据蒋“政府”提出的诉状采取法律行动是不合法的。11月24日，美国各报登载了李宗仁于11月9日致华盛顿地方法院的信，信中称自己才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总统，毛邦初及向惟萱的职务是由他任命的，故蒋政府所提诉讼无效。11月29日，联邦法院开庭，判决：立即封闭空军驻美办事处，延长禁止毛动用公款的时限。

1952年2月，大势已去的毛邦初未待法院最终审决，改名王景纳斯，携款潜逃到墨西哥。台湾当局向墨西哥交涉引渡毛邦初，毛于1952年8月9日被墨西哥警方逮捕，但墨政府基于政治考量不批准引渡申请，而1954年6月23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判决台湾当局胜诉，可向被告索还近636万余美元，凡在美国与瑞士等地各银行中毛名下各种货币、存款与国库券均归台湾当局所有；其他试图追回公款的从属诉讼案则持续进行。由于毛在银行公款除190万美元无记名美国国库券外，大抵已追回，台湾当局毛案专门委员会最后决定尽快结案，以节省律师与其他办案费用。

1955年5月间，墨西哥法院将毛邦初开释。1958年末台湾当局与毛邦初达成和解，毛邦初留下部分公款，交回其余国库券，其他从属案件一律不再追究。至此，轰动一时且令蒋介石头痛不已的“毛邦初事件”终于画上了句号。毛邦初后来定居洛杉矶，1987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