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助蒋 阎锡山败退济南

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瓦解阎锡山、冯玉祥部队的经过

二、三、四集团在一九三零年七月间，同时进攻的时候，要算是倒蒋战争最剧烈的一幕。

中原大战开始时，蒋介石本来打算先发制人，把冯玉祥这个劲敌打败，然后再去破阎锡山、李宗仁，就轻而易举了。

但是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中原战事呈胶着状态，并不能如蒋介石的心愿击败冯玉祥军队。

阎锡山在这个时候攻山济南，韩复榘退向鲁东，阎锡山的部队乘机沿津浦线要南下。

蒋介石在那一方面的兵力几乎不支，幸而赶速从河南东战场上抽调部队，驰往鲁南应援，才又很快就把阎锡山的部队击败退出济南。

据传说，阎锡山军队致败的原因，因为阎锡山的官兵都染有吸食毒品(白面海洛因，放车烟卷中仰面吸食，叫作“高射炮”)的嗜好，因连日淫雨，白面潮湿，火柴不能燃着，官兵困于毒瘾，无力作战，才致败退。

蒋介石军虽获小胜，也不敢追击，历时不过一个星期，便将由允抽调的军队，仍由泰安调回柳河。

蒋介石对津浦线的阎锡山军队，取防堵的策略，主力专对冯玉祥部队作战，所以抽调部队火速返回原防，是怕冯玉祥部队乘虚而入，蒋介石即不能维持两面敌、一攻一堵的计划。

潼关党史：国民革命军在潼关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代表冯玉祥、于右任、孙良诚、吉鸿昌、刘伯坚、赵博生、宣侠父等将领为了东征来到潼关，在筹备东征的同时，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开展剿匪、劝戒烟、提倡妇女放足等活动，给群众架桥、修路，为推动潼关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冯玉祥及其部队，当时之所以有这样好的作风，和一批共产党员的工作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军、师的政治部主任和不少干部都是中共党员。

司令部机关也驻有苏国顾问。冯玉祥、吉鸿昌等将领当时都是忠实地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提倡公正平等、互相帮助。

当时冯玉祥部国共两党党员亲密无间、军民精诚团结，多次召开大会或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唤起人民的民主意识。

实施东征计划

192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国的影响、支持、帮助下，原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国民党代表于右任，从苏国回国。

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发表参加国民革命宣言，把他带领的国民军一军与国民军二、三、五军等部队，组成国民军联军，自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总政治部主任(所属各军政治部主任，多是共产党员)。

次日在绥远(内蒙古）五原誓师，调集军队，分路南下援陕，急解西安之围。冯玉祥部队和西安守城军民里应外合，打败刘镇华、吴新田的镇嵩军，解除了西安之危。

1927年5月5日，冯玉祥出师潼关，配合南方革命北伐。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关于：“我们今后一切工作的完成可以用国民党名义进行的指示精神”。

中共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和中共陕甘区委努力推崇冯玉祥、于右任在陕建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共产党、国民军联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政权组织，形成革命运动领导机构的新格局。

为支持陕西新的政权，中共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和中共陕甘区委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工作。此间，共产党员实际上参与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领导工作。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吉鸿昌师部、孙良诚的第三军军部和梁冠英师云集潼关，准备东征。

1927年4月16日，潼关军民在大市场召开“拥护国民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动员大会”。

据1927年6月7日上海《申报》报道：国民革命军5月5日下令总攻击后，当日即进占灵宝，7日占陕州，9日占渑池，并从渑池已向新安进军。15日上午9时，顺利占领洛阳...。驻守潼关之冯玉祥，因河南战事发展甚速，为便于就近指挥即进驻陕州。

兴修水利和交通

冯玉祥率部驻防潼关期间，军纪严明，不扰百姓，并协助潼关县清剿匪患，为民除害。同时还帮助驻地百姓栽树，整修道路。

冯玉祥部队的亲民爱民之举，受到潼关民众的拥戴与称赞，所到之处，百姓为官兵送水、送粮及农产品等，慰劳将士。

冯玉祥外出巡视时，看见潼河上架修的铁索桥年久失修，桥板腐朽，行人过往很不安全，即筹款用近半年时间重修了此桥。时因于右任先生主持陕西政务，此桥建成后，命此桥为“右任桥”。

责问县长，兴修水利

民国十三四年，窑上村民为开渠引水解决群众浇地和生活用水问题，和上游的小猛峪口村群众发生纠纷。

窑上村民代表王邦颜、车生轩等到县政府请求解决纠纷，县长王国煌、承审员潘连生将诉状束之高阁，漠不关心，近两年时间不加过问。

王邦颜等窑上村民非常着急，后来听说冯玉祥大统领就驻在潼关县城，他们又写了诉状，去见冯司令。

大清早，他们就守候在司令部门口，冯玉祥大统领刚一出来，他们就抢上前去，被警卫员拦住，警卫员用短枪指向他们头上。

冯玉祥大统领见状，批评警卫员不该用粗暴的行为对待群众，问清了情况后。

当即叫来县长王国煌，斥责其：“不办水利，理什么民事？”并把状纸摔给了他，叫他火速处理。

随后，很快解决了窑上村群众的用水问题，几个村群众的用水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

国民革命军在潼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被百姓称为“岳家军”。

潼关一带的百姓，对冯玉祥大统领亲民爱民火速为群众办事的行为赞不绝口。

潼关党史：中国国民党潼关县

临时党部的成立和影响

大革命前，由于军阀在陕西的黑暗统治，潼关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因此没有建立中共组织，也很少有党员活动。

1926年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帮助李虎臣(云龙)、杨虎城解西安之危，刘镇华的镇嵩军败出陕西后，陕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得到加强。陕西进入革命高潮时期，潼关时有国民党员近30人。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共产党员赵和民在吉鸿昌师部任机要秘书。

1927年2月17日，赵和民随军来到潼关。当时，冯玉祥任命凌勉之为潼关县长。赵和民遵照区委的指示与凌勉之、吉鸿昌商议，成立国民党潼关县党部事宜，并议定由赵和民与共产党员宣侠父(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政治部主任)、张肇勤 (吉鸿昌师政治部主任)参加组建，由赵和民负责。

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登记了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员徐国祯、高级小学校长马呈瑞等30余人，并成立了筹备处，于3月31日正式组建了国民党潼关县临时党部。

在筹建过程中，为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在筹备处第三次会议上议定了五项入党条件以资郑重甄别：(一)服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遵守党纪党纲，能自觉实行党的决议案者； (二) 为公众谋利益，热心服务者；(三) 被压迫的各界同胞； (四) 青年之富于革命性者; (五) 地主、土豪、劣绅均在拒绝之列。

党部成立之日，选出凌勉之、赵和民、徐国祯等人为执行委员，他们和宣侠父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表示祝贺，并建议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支援国民革命军迅速出关，会师中原，扫平军阀，完成北伐大业等等。

国民党潼关县临时党部成立后，国民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4月中旬，党员已发展至136人，成立34个区党部，20个区分部。

国民党潼关县临时党部积极配合国民革命开展活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些国民党党员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相互配合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为革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力地支援了东征。

中国国民党潼关县临时党部的成立和发展，是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开始，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潼关县呈现出一片大好革命形势。

凌勉之

凌勉之(1901-1986) 河南固始人，国民党左派。1918年秋，赴樱花国入东亚日补习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同年，入天津南开大学学习。1920年1 月，因参加游行被游行示威而被捕。1923年，毕业后，至河南大学任教。1924年10月，在冯玉祥上海国民革命军上海办事处工作。1926年初，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广州俱乐部干事。同年9月，调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工作。不久，参加北伐。1927年任潼关县县长。同年6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同月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封分会筹备委员。1930年，赴山东济南煤矿工作。1931年，随吉鸿昌出国考察。1932年2月回国。1933年5月，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部参谋。8月回上海。1935年底，任冀察政务会参议。1936年，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回上海。1941年7月，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1945年9月，任北平市主薄。 后任天津特别市教育局长、教育部参事、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陕豫办事处长、山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职。解放后，长期担任天津民革的领导工作。1986年9月病逝。

顾祝同

顾祝同（1893年1月9日-1987年1月17日），“陆军一级上将”，字墨三，江苏省涟水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

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参加革命军。1921年冬，到桂林投奔孙中山，任粤军许崇智部军事教导队区队长。1925年参加东征后，历任国民革命军师长。1927年后，历任第九军军长、第一军军长、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国民党四大中央执委、江苏省政府主席、五省“剿匪”北路军总司令、重庆行营主任、贵州绥靖主任、省府主席、西安行营主任等职。

抗战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发动皖南事变。抗战胜利后任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去台湾后任“国防部”代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1987年1月17日在台北逝世，享年94岁。

顾祝同（1893年1月9日），生于江苏省安东县（今涟水县）石湖镇四兴集。此集旧称顾家庄，位于涟水城东约60里，为黄河改道留下的贫瘠黄沙地。早年，顾家有田百余亩，但自祖父病逝后，祖母主持家政，丁男幼弱，劳力缺乏，家境渐趋清贫。顾祝同为家中长孙，昆仲三人手足情笃，敬长执礼甚恭，待幼谦慎无争，颇得族人称道。

清光绪二十四年，顾祝同6岁，入塾馆受教，至13岁，七年的古书“古训”，对顾祝同思想、性格塑造，影响极深。同窗会文，优于书法绘画，善工词赋。

1906年，15岁的顾祝同离家入新学。1909年冬，升入县城高等小学，因成绩好，由县署择优保送其入南京陆军小学。亲友虽有劝阻，但顾祝同向往投身军旅已久，故毅然辞别家人启程南京。1910年通过考试，正式录取陆军小学（第5期）。顾祝同当时19岁，求知心切，兴趣广泛，对学校规定的各科课程，均勤奋以求。1911年10月，武昌首义，陆军小学停办，学生自谋出路。顾祝同与同乡同学韩德勤结伴返乡，途中参加革命军北伐先遣支队为炸弹队队员。1912年，先遣队扩军改番号为陆军第九师第十八旅第三十六团。军驻徐州云龙山，顾任排长，并参加国民党。

1912年7月，南北议和，南京陆军小学复学，顾辞排长职回校，一年后毕业。1914年3月，陆军小学毕业生全部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深造。顾祝同与韩德勤一起前往武昌，入法文班学习军事、法语及大学各科预科课程。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迫使革命党人重树武装讨袁大旗。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生们也起而响应“护国军”，共谋倒袁起事。不料事泄，顾祝同避返苏北老家。8月，袁世凯死，学生们先后返校复学。1917年1月，顾祝同升入北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至1919年2月，以优异成绩毕业。3月，分配至长江上游陆军总部第十三混成旅见习，旋升任暂编第四旅第七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自此开始军旅生涯。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顾祝同辞北洋长江上游陆军总部第十三混成旅连长职。

几经转折，于12月投奔到桂林视师的孙中山先生。1922年1月，与任大本营参谋长兼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参谋长的蒋介石相识，叙及蒋介石乃1906年毕业于北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乡遇师兄，一见如故，引为相知。几天后，蒋力荐顾为许部上尉副官兼军士教导队区队长。从此，顾祝同铭感蒋介石知遇恩深，鞍前马后，胜败相随，戎马倥偬数十载，忠勇不二。

1924年5月，国共合作形成，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顾祝同奉调参加军校筹建工作。6月16日，军校正式开学，蒋介石任军校校长兼粤军总部参谋长。顾祝同任军校教授部中校战术教官，旋兼管理部代主任职。11月，中山先生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组建军校教导团，顾任教导团第二团营长。1925年2月，蒋介石令校军参加敉平陈炯明的东征作战。顾祝同率团在淡水、棉湖等攻城战役中，奋力苦战，开创校军以少胜多的先例。5月，教导团改名党军。7月，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并成立军事委员会。8月，党军与各路军合编成立国民革命军。党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顾祝同因在淡水、棉湖两战役中初试锋芒，颇得蒋介石赏识，功升第一军第二团参谋长，并参加蒋介石的新右翼班底“孙文主义学会”。9月初，陈炯明再度由潮梅西犯，国民党中央决定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顾祝同率警卫军独立第一师担任惠州战役正面攻坚任务。顾祝同身先士卒编组敢死先锋队，冒着陈军猛烈火力，携竹梯奋勇登城，虽伤亡几达2/3，终克三面环水，一面枕山，素有天险要冲之称的惠州城。二次东征告捷，顾祝同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少将副师长。

1926年6月，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誓师北伐，顾祝同留师潮梅，警戒北伐后方，并参加松口、永定城防战役。顾祝同率师与周荫人军巧于周旋，变被动为主动，避开周军主力，出敌不意，直捣守备虚弱的司令部，开革命军战史上实施敌后迁回作战获胜的先例。蒋介石特电令奖勉。松口大捷顾祝同升任师长。此后，第一军风雨兼程挥戈入浙。1927年3月，协同北伐中路军略取南京。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策定三路军渡江北伐一，顾祝同所率第三师归属第二纵队战斗序列，由蒋介石直辖。5月，顾奉令统师北进，击溃张宗昌军，克复安徽滁县。6月，又在江苏宿迁、山东郯城等地予孙传芳以重创，功升第二路军第二纵队总指挥官，领兵进出鲁南，追击张宗昌，兵逼临沂，肉搏攻城奋战竟日，稍有进展之时，宁汉战争拉开战幕。蒋介石令北伐所部南撤，转进扬州，实施西征讨唐。8月，蒋介石以退为进，通电下野。孙传芳率部乘机反攻，袭占龙潭，战况惨烈。顾祝同部奉令南下增援。龙潭之役胜利后，军队整编，顾祝同升任第九军军长。该军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各级官佐均为黄埔生或教官。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复职。2月初，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顾祝同被推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3月，蒋介石整军再度北伐。顾祝同的第九军列入北伐第一集团军所辖第一军团，奉命担任攻略充州的主力作战。结束鲁南作战后，退驻徐州东南地区担任胶东警戒。在统兵鲁南作战中，颇有斩获，并在此后的领兵作战中，屡露头角，不乏战绩，渐为蒋介石所倚重。

1929年1月，蒋介石借“统一告成”，提出“编遣”，以削夺地方军事实力派。

自此，蒋与各派军事集团的矛盾日益激化，酿爆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在分化收买同时，调动重兵压境。顾祝同奉令率军由蚌埠西上武汉。4月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控制两湖，顾祝同受派接替鲁涤平，任武汉卫戍司令长官。10月，又功升第一军军长，获一等宝鼎勋章。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任顾祝同为陇海线右翼总指挥。他采用奇袭行动，一举突破冯军防线，夺占归德，受蒋介石特令嘉奖。11月初，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结束，顾祝同升任第十六路军总指挥，旋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洛阳行营主任，掌管西北军事大权，再获一级宝鼎勋章。

1931年5月，顾祝同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该军系蒋介石的近卫军，待遇优裕，装备精良，军事训练以德国军事操典为范。团以上机关都驻有德国军事顾问。蒋介石还经常到校练场，检阅、视察该军出操和演习。7月，石友三河北举兵反蒋，蒋介石令顾祝同任南路集团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率警卫军及陆军一、二、三师北上讨石。顾祝同不负重托，再建战功，消灭石部6万余人。11月，顾祝同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调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两年期满，因任期内发生轰动朝野的丑闻——民政厅长赵启禄卖官鬻爵案而受弹劫。同僚以顾只宜领兵、不善从政引为笑谈。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重兵对红军和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军事围剿。

他设“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总司令部于南昌，任命顾祝同为其主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领命，统领五个纵队兵力，兵发江西抚州。中旬，他遵照南昌行营第五次“围剿”计划，悉力实施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新战略。采取东西对进合围的攻击部署，围困广昌红军主力。月底，以所辖18个师又1个旅担任主攻，攻占黎川县城。11月初，其第六师在询口遭红军伏击受重创，顾祝同依托既得阵地，向洵口大肆增兵推进，与红军反复较量。不久，爱国将领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蒋介石闻讯，击掌顿足，夜不成眠，“着各军政机关迅予处理，务使叛乱克日牧平”。并令从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编成“入闽军”，命顾祝同率第三路军协同“入闽军”主力东进讨闽。余各军对红军暂取守势待战。1934年1月，顾祝同参予“敉平闽变”后，立即返赣继续督师“进剿”红军。2月上旬，顾祝同按其重新策定的作战方案，开始向红军腹地全面推进。接连占沙溪、攻白金。4月，顾祝同又集中11个师的兵力，沿抚河两岸50公里正面，协力东路军进袭广昌，攻取建宁，企图一举打开中央苏区的赣西北大门，进而夺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顾祝同部第三路军自4月9日开始，采取梯次配备，筑碉前进，每占一地，随即构筑碉堡，密布火力网，再次筑碉推进。虽然顾祝同的兵力与火力均占绝对优势，但“战斗颇为艰苦”。尤其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以伏击、夜袭等游击战术，予顾军以重创，使之付出巨大代价，始得以占广昌。5月初，蒋介石又令顾部在空军猛烈轰炸配合下，增兵推进，占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等线，使红军和中央苏区蒙受巨大损失。10月，中央苏区红军被迫向西作战略突围。蒋介石一面令各军对红军作“追击行动”；一面令赣闽两省对所占领之苏区实行“绥靖清剿”。要求达到“斩草除根”，“永绝后患”。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的“绥靖计划”和部署对所部作了周细的安排。一面命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共9个师对突围红军进行军事“追剿”；一面将其北路军指挥机关改为南昌绥靖公署。管区划分为8个绥靖区。1935年1月顾祝同召集下属军、师将领，具体落实部署。要求各部紧密配合，三个月内务须肃清留在江西赣南和其他各地的红军，彻底摧毁中共中央苏区的党、政系统。蒋介石血腥的“绥靖”政策和计划，经过顾祝同等人的得力实施，使整个江西区和闽西区约有80万无辜群众惨遭杀害，造成在所谓“绥靖”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的凄惨现象。顾祝同在此白骨堆上树起自己的战功碑。4月1日，顾祝同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11月初，蒋介石在重庆成立四川行营，以加强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主力为由，染指川政。顾祝同调任四川行营主任，“统一指挥西南各省剿共军事及地方绥靖事宜”。中旬，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连任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元旦，顾祝同因悉力“剿共”和入川扩张蒋系势力有功，授二等云鹰勋章。7月，兼任国防委员，8月，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主张和平解决，南京国民政府却任命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 （东路军总司令为刘峙）。准备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叛军。

宋美龄得知讨逆军的行动方案后，认为此命令的执行将会威胁到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她迅速约见顾祝同，要求他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以保障蒋介石的安全，不要执行何应钦向西安进军的命令。顾祝同原来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恩宠，但北伐时攻打蚌埠一战，使蒋介石对他改变了看法，转而扶持刘峙，顾祝同深感失落。现在蒋夫人亲自相求，顾祝同岂肯轻易放弃这个机会？他向蒋夫人立誓道“祝同对委座绝无异心”

在刘峙挥军急进之时，顾祝同借口不到职，始终稳坐南京，协助孔祥熙、宋子文策划和平营救蒋介石的活动。何应钦十分不满。正想撤换新人时，张学良于12月26日拒绝了蒋介石好意和提醒（事先蒋介石不要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但张学良坚持护送以表示悔改之意）坚持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张学良却因以往的派系斗争原因，被诸多国民政府其他各派系军政要人喊杀，蒋介石无奈只得将其扣压。

由于顾祝同在事变中一切按照宋氏兄妹的旨意行事，事后不仅得到宋美龄的信任，而且消除了蒋介石内心多年的猜疑，因此受到蒋的重视，马上任命他为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1937年1月5日，顾祝同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坐镇潼关，指挥陕北军事。他当面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指挥第二、三、四、五集团军，对西安方面施加军事压力。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顾祝同奉召由川康返南京，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犯上海。14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带宣战性质的《自卫抗战声明》。 20日，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上海方面的作战指挥归属第三战区，任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负实际指挥之责08月23日至11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吴淞、浏河、江湾、庙行、牛行、宝山、罗店等纵深各线与日军血战。上海失陷，顾祝同奉令以第三战区一部兵力退至南京，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组织南京保卫战，其主力向芜湖、宣城方向转进。南京失陷后，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战区党政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等各要职。管辖江苏、浙江、福建、皖南等省区。1938年1月6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也编入第三战区，直隶长官部。

此后，第三战区的部队，一直处在日军和汪伪军的包围中作战。顾祝同采取稳定内部，保存实力，持久防御的方针，以在控制中央军的同时，和各杂牌军巧于周旋，借力而用。并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及其以后对日军发动的皖南冬季攻势、淞沪皖边区作战、协力福州攻略战、萧山诸暨战役、闽海战役、浙东战役和策应长沙会战等各战役中，指挥所部打击、牵制了一定的日军，有力的配合了各战场的对日作战。

1945年1月，顾祝同升任军事委员会赣州行辕（后改东南行辕）主任，指挥第七、第九两战区，同时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5月，连选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9月，日本战败投降，蒋介石电令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受降主官，负责办理辖区境内日军投降及遣俘事宜。后随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回南京，参加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并受理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的投降。

1939年4月21日，正值抗战中期，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反共”的“东窗之谋”。1941年1月初，蒋介石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年已半百的顾祝同，是这一惨案直接的积极执行者。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按预谋令顾祝同部署兵力伏击皖南新四军军部。顾祝同接令立即召开长官部会议，明定参谋处着即制定围歼新四军计划。强调要选调战斗力强的部队执行。当参谋处长岳星明提出调装备精良、配有德造卜福式山炮的第四十师参加时，顾赞同说：“很好，就把第四十师列入计划，并要放在第一线使用”，决定由第三战区副总司令上官云相任总指挥。接着调兵遣将，令浙东第六十二师、第七十七师等各师到皖南增援，使伏击新四军的总兵力增加一倍，以加强各部对新四军的监视和警戒。12月9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要“对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10日蒋介石又发特急密电：“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顾祝同立即策定消灭新四军的具体部署，以第五十二军各师共8万余人在泾县至太平之间布成袋形阵地，以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作截断苏南、皖南新四军的联系，以李品仙部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下旬又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对“就地解决”新四军作进一步安排。传达蒋介石的密示：对新四军“不走要打，走也要打”，“既要逼新四军走，又要让新四军走不成”。“解决要彻底，勿使其漏网”。12月31日前，“进剿”新四军的各部已遵令诡秘地推进到南陵、泾县、茂林、铜山、小河山、水东翟、乔木湾、钱家桥、丁山镇一线各预定袋形阵地，锁住新四军北移去路，并有一部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逼进，此时新四军军部四周已是伏兵密布。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军部和所属6个团计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被迫奉令按指定路线北移，军至茂林即遭预伏的顾祝同军围击。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皖南惨案，就这样发生了！惨案发生后，顾祝同为“有功者”请赏，奖给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第二十五军和上官云相奖金各5万元。

皖南事变

顾祝同与新四军军长叶挺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期同学，私谊甚好。顾祝同本着各事其主的“忠君”原则，按蒋介石的旨意，在上饶长官部对软禁中的叶挺将军极尽诱释之能。当遭叶挺凛然拒绝后，又将叶挺押解重庆囚禁。顾祝同在皖南事变中的作为，严重损害和削弱了民族抗日的事业。

1946年1月，第三战区撤销，顾祝同调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顾祝同升任国防部首任陆军总司令。6月，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军。调顾祝同兼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中原作战。顾祝同采用“活动堡垒”、“分区隔离”、“竭泽而渔”，来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结果，中原解放军巧妙地避其锋芒，大踏步后退，分东西两路迂回侧后，大量消灭了蒋军有生力量，让顾祝同的分进合击计划落空而走“麦城”。

1947年3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郑州绥靖公署改为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顾祝同肩负指挥所重任，坐镇徐州，重新配置兵力。将所辖24个整编师60个旅共45万余兵力，区分为三个兵团，采取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发动沂蒙战役，攻势锐猛。中共华东、华北两野战军则分兵钳制，中间突破，声东击西，穿越沂蒙，北赶莱芜，连续击破顾祝同发动的三次攻击。还全歼了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军于孟良崮，最后包围了郓城。顾祝同被人民解放军如此这般的分割、包歼之后，苦心谋划的山东重点进攻彻底败北了。

1948年秋，蒋介石撤销郑州指挥所，成立“剿共”总司令部，刘峙为总司令，顾祝同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参预蒋介石谋划挽救军事失败的部署。10月，又以临危受命的耿耿忠诚，召开参谋总部各厅长会议，制定挽救败局的全盘计划，并以参谋总长身份，亲自指挥武汉、徐州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行动。此时，辽沈战场正在鏖战，锦州告急。顾祝同飞沈阳督战，但颓势已定，不久带着东北失败的苦恼回到南京。11月初，国共双方重兵集团在淮海地区展开大规模决战。顾祝同奉令到徐州督战。他按照蒋介石的“一点两线设防”，“固守一点，四方驰援”，“控制徐州，巩固江淮，屏障南京”的方案，呕心部署，将全部精锐兵团集结徐州，准备与中共决一死战。结果他所指挥的军队被华东野战军分割钉死在徐州、宿县、蚌埠三点上，转动不得，让解放军“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最后生擒了杜聿明将军。到1949年1月初，顾祝同直接指挥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渡江南进，直取南京。顾祝同和何应钦等军政要员离开南京。7月，蒋介石在广州组织国民党非常委员会，重新委任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组织粤桂防线。10月中旬，广州解放，顾祝同随蒋介石飞台，旋又随蒋介石飞重庆指挥西南军事。12月，蒋介石特任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副之。负责指挥国民党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残余部队，继续抵抗人民军队进军大西南。但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顾祝同所指挥的西南军队也土崩瓦解了。

1950年1月，顾祝同奉召返台，蒋介石面授机宜，不日顾自台飞蒙自，部署建立滇西“游击基地”，复飞西康指示胡宗南、贺国光在西昌背水一战。

1950年3月底，西昌解放，顾祝同返台，兼“国防部”代部长。1952年4月，61岁的顾祝同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及“台北市江苏同乡会名誉理事长”等虚实各职。

1954年7月，顾祝同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后连选连任，至1976年任“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54年7月以后，顾祝同迭任“国防会议秘书长”、“战略顾间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72年7月，79岁高龄的顾祝同任蒋介石“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并于1973年5月，偕“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等一行，访问金门、澎湖诸岛。

1985年8月，顾祝同突患脑微血管栓塞，从此卧榻不起。

1987年1月17日凌晨，终老于台北国民党三军总医院，终年94岁，走完了他追随蒋介石一生的历程。

吉鸿昌 （抗日名将、革命烈士）

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1934年11月24日），字世五，原名吉恒立，抗日英雄，爱国将领，河南省扶沟人，祖籍陕西韩城县西原村吉家巷。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举为主任委员，准备在家乡河南发动中原暴动，向国民政府发难。经党组织同意，吉鸿昌与南汉宸、宣侠父等一起拟定了暴动计划，准备将在江西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调回河南，与河南当地的地方武装结合起来，进行暴动。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工部局逮捕。为置吉鸿昌于死地，宋美龄不遗余力，她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将吉鸿昌引渡到北平军分会。11月24日，经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孩童时代

吉鸿昌，原名吉恒立，字世五，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吉茂松在镇上以开小茶馆为业。由于家道贫寒，吉鸿昌从小就在茶馆帮父亲打下手。

吉鸿昌打小就是一个硬骨头，不肯被人欺负，时常与别人打架。每回在外面打架闯祸，吉父知道后往往抡着扁担追着揍他，所以少年时代的吉鸿昌有个外号叫“扁担楞”。

革命岁月

1913年秋天，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不满18岁的吉鸿昌瞒着家里到堰城投军。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玉祥赏识，被送入模范连当学兵，不久提升为手枪连连长，尔后又提升为营长。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和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败退的热河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和一些当地的土匪武装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旋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

1933年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苏区因而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进到日军和国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部队3日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吉鸿昌在3日内离开了。10月10日，吉鸿昌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军伙同晋军、西北军包围，军队大部崩溃。

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感化下，冒险放走了吉鸿昌。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

吉鸿昌还亲自约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刑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

被捕牺牲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蒋中正的妻子宋美龄和姻亲孔祥熙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吉鸿昌被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判处吉鸿昌枪决。11月24日，吉鸿昌英勇就义。

轶事典故“考察实业”

1931年9月21日，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

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I am a Chinese!（我是一个中国人！）”并将其挂在胸前，走在美国的大街上，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在国外，吉鸿昌通过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中原大战

1927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结婚典礼，二人喜结连理。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辞去了职务一心经营他的爱情事业。而这场蒋宋联姻使得蒋介石获得了与英美列强沟通的渠道和江浙财阀们的大力支持。1928年初，蒋介石在千呼万唤中出山复职，并决定率领国民党中央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1928年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并改编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及李宗仁的新桂系军队分别为为第二、第三与第四集团军，冯阎李分别就任各集团军总司令。自此，国民革命军的四大集团军格局正式形成，军事实力分布为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 （中央军）四十万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四十二万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和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各三十万人。

身兼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数要职的蒋介石于1928年4月7日在徐州誓师，宣布“二次北伐”。6月15日，由国民革命军发起的耗时两年的北伐战争以胜利告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全国统一大业完成。

北伐战争结束，国民党内的新势力蒋冯阎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李宗仁）“四巨头”粉墨登场。1928年7月6日早晨8时，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前举行了庄严肃穆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大典，西山祭奠典礼结束后，组织参加了典礼的“四巨头”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国民政府发表宣言以示北伐告竣，军政时期结束，此后将以建设新国家为首要任务。

此时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军队为二百二十万人，每年的军费为七亿两千万法币，而当时国民政府一年的财政和税务收入也就只有四亿法币，因此，裁军这一敏感话题就很快被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提到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阎锡山、冯玉祥及和李宗仁率先表示服从中央政府的裁军安排，并多次在不同场合对蒋的裁军计划表示支持。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会中就提高中央集权与重新编遣军队展开了讨论，但滑头的阎锡山已经嗅到一丝异味，固以生病为借口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目的就为先观察与会其他人的反应与表现，然后自己再做出表态。后来，冯阎李三人都逐渐看出了蒋介石心思——“削藩”，即裁剪各地方势力的军队而保持自己的中央军不变从而独掌天下，这裁军的矛头就直指冯阎李这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三派。在不甘示弱的冯阎李三人对“削藩”的极力反对下，蒋介石并未达到自己设想的效果。以孙中山先生“正统”继承人身份自居的蒋介石其实在他内心向来就看不上也不重视这些地方实力派，所以“四巨头”貌合神离、各怀鬼胎。

冯玉祥原本是北洋军阀直系中一员大将，早在1924年10月，冯玉祥与张作霖反目并被迫下野，之后才与蒋介石义结金兰，共同誓师北伐。在北伐战争中立下卓著战功的冯玉祥攻至京津地区且势在必得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的一纸来电让他把这两地的管辖权交给自己昔日的老对头阎锡山，这使冯玉祥心生不满。有着商贾那般精明与心机的阎锡山为人处事不偏不倚、万事中庸，被形象的称为“民国时期的不倒翁”在张作霖与冯玉祥交恶的关键时期，阎锡山没能帮助冯玉祥还背地里给他致命一击——抢占了部分西北军的地盘并收编了西北军的部队。在北伐时期，阎锡山率领着晋军作壁上观、按兵不动，眼见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北上，加之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以京津两地相赠，才决定加入国民革命军共同北伐。蒋介石此举之意除了拉拢阎锡山之外还要通过阎锡山来限制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的冯玉祥与西北军从而达到平衡，但正是这看似精明之举造成了蒋冯阎三人此后几十年都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三人之间不惜代价的大动干戈。

资历阅历相对蒋冯阎三人较浅的李宗仁原属广西军阀，广西统一后桂系加入了广州国民政府，李宗仁有勇有谋，在北伐中立下赫赫战功。而在1926年，蒋介石与已经手握桂军实权且深受广西民众爱戴的李宗仁结拜为“换贴盟兄弟”，但两人一直都是有合作也有冲突，貌合神离且都在无时无刻的提防着对方。

1928年12月，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以及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国民政府要求所有领导人应常驻首都南京以便于议事，此举便是蒋介石在裁军之后出的第二招，让冯阎李三人与自己的部队分离开来，从而达到“毁巢、离穴”的目的。

1929年1月5日，全国军事编遣会议召开，裁军计划又被蒋介石再一次的提上了议程，使得身在南京的冯阎李三人无计可施而显得孤掌难鸣，冯玉祥只好装病不参加后面的会议，阎锡山则在揣摩了蒋介石的意图后表示可以多裁撤一些地方军队而蒋介石的中央军队可以多保留一些，而李宗仁的人马原本较少因此影响不大。1月17日，蒋介石没有按照任何一方的意见行事，而是直接宣布撤销各集团军司令部，统一交归中央，冯阎李三人均损失不小。

1929年3月27日，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与黄绍竑（史称“新桂系的铁三角”）因国民党中央下令其部队裁军整编部队与中央军进驻原本被新桂系控制的两湖地区发生矛盾而开火，史称“蒋桂战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中央军便击败了新桂系。5月24日，白崇禧和黄绍竑逃往越南，6月，李宗仁宣布下野并逃往香港。蒋介石的中央军取得了这场蒋桂战争的胜利。

1929年5月，已经走向中国最高权力顶峰的蒋介石深刻意识到，如果各地方实力派掌握军队众多就会回到之前北洋政府的军阀大混战时期。于是，蒋介石下决心解除这些各地方实力派的新军阀，一场新军阀大混战即将打响，老百姓和中国未来的命运似乎无形中就掌握在蒋冯阎李四人的手中……

1929年到1930年间，蒋介石与当时中国的三大新军阀即晋系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和新桂系李宗仁矛盾激化，1930年4月阎冯李三人结成同盟，公开对抗蒋介石，河南、安徽和山东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主战场就是以我国中原地区的河南为中心所展开，史称“中原大战”。

1930年4月1日，晋军首领阎锡山发布了讨伐蒋介石的通电，在陕西潼关和广西桂平的冯玉祥和李宗仁当天立即响应。据统计，“反蒋军”和“讨逆军”的部队人数加起来达到了一百五十万之多。这场规模空前、人数庞大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大决战正式打响。“反蒋联军”定番号为“中华民国军”，分为八个方面军，阎锡山任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此时冯玉祥和阎锡山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而在“蒋桂战争”中落败的李宗仁也加入了反蒋大军之中。蒋介石决定安排三个军团迎战，还包括炮兵团、铁甲车队与航空队预备军团辅助，战斗力与装备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之前宣布下野并不再干预政事的汪精卫此时也将赌注压在了李宗仁的新桂系军队上，支持李宗仁重整旗鼓加入“反蒋联军”来对付自己的老冤家蒋介石，并拉拢自己的老同学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张发奎来支持新桂系军队。

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坐镇徐州（津浦线与陇海线交叉点）这一战略要地来主要对付冯阎，蒋的得力干将何应钦则坐镇武汉（粤汉线）这一要地来对付新桂系。

1930年5月23日，蒋介石的第十一师在河南东部的杞县城边准备进入县城时遭到已提前埋伏的冯玉祥的“大刀片”西北军袭击，结果中原大战的第一役以蒋军惨败收场。

但是，中原大战初期占有一定兵力人数优势的阎冯李的“反蒋联军”并没有能抓住优势趁胜追击，而是眼看着蒋介石将把不利的局面一点点扭转过来。

1930年5月31日，冯玉祥的骑兵部队突袭为蒋军运送弹药粮草的河南归德机场，俘获了机场地勤人员和机械师后离开，但他们却不知蒋介石为了指挥作战此时已来到河南柳河，指挥部恰巧就设在归德机场的西边，而蒋本人就在附近的专列上已被吓得瑟瑟发抖，但最终蒋介石安然无恙。如果，蒋介石被西北军抓捕，则整个中原大战的结局以及以后中国的政局就是另一个结果，而这次蒋的幸免就成了中原大战战局的转折点。很快，从武汉方面传来消息，何应钦的部队在粤鄂湘地区大败李宗仁的军队，新桂系宣布退出中原大战。随后，蒋介石的部队在粤军的支援下又很快攻下了新桂系的老巢-广西，李宗仁下令立即撤退，于是将之前占领的长沙拱手让出，蒋介石的中央军立即接管。

在“津浦线”上的阎锡山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并不急于全面大规模进攻，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对付山东的韩复榘部队，就在马上开战时，晋军内部却因为弹药粮草的分配问题出现了内乱，而此时最需要阎锡山出面来定夺解决的关头，阎锡山却前往了北平去参加由汪精卫组织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联合汪精卫共同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从而达到在政治上的反蒋的目的。待阎锡山回到前线时，蒋介石已经从自己的后防征调了足够的人马前来迎战，眼看寡不敌众的阎锡山只好求助于冯玉祥，冯玉祥却没有回应，因为战争初期阎锡山答应支援西北军的战略物资迟迟没有运到，加之二人之前本来就有恩怨瓜葛，所以此时心怀不满的冯玉祥就选择作壁上观。也就恰恰是冯阎二人间的矛盾成为了蒋介石扭转战局从而一举在中原大战中获胜的重要原因。

决定中原大战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也不失时机地粉墨登场，此人正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事先蒋冯阎李都在极力拉拢张学良，而张学良却在徘徊与观察。而就在中原大战期间，辽东地区发生了水灾，出手阔绰的蒋介石一次拿出了二十万元法币来帮助东北赈灾，而在一场拍卖会上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亲手折的一支纸花被拍到了四万元法币的天价，买家正是蒋介石派往东北游说张学良的代表，这一下使得张学良选择支持蒋介石。

1930年8月间，陇海铁路沿线连续降雨，“讨逆军”趁着雨势一路高歌，“反蒋联军”则节节败退。1930年9月18日， 张学良打着“和平调停”的旗号率兵入关，蒋介石与张学良正式联手对付“反蒋联军”。而蒋介石也采用了一些柔性政策，他下令将大量的食品运到条件较为艰苦的西北军作战前线，并承诺西北军将士们来吃不要钱，此举进一步瓦解了西北军的军心。1930年10月，胜利在望的蒋介石宣布“要以和平的心态对善后问题宽大处理”，中原大战接近了尾声，蒋介石的胜利已成定局。

经历了中原大战的失败，阎锡山回到了太原并宣布出国游历。冯玉祥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西北军统一由张学良收编，冯本人只好下野隐居。李宗仁也无可奈何的回到了广西老家。而又一次“倒蒋”失败的汪精卫郁郁不得志的离开了北平。而蒋介石则通过这场战争将中央军的实力快速扩张，自身也在国民党内外都已经稳固不可动摇。

如果说北伐战争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的话，那中原大战则是蒋介石通过“宁汉分裂”和“宁汉合流”率先统一了国民党中央并巩固了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绝对权威后通过战争对全中国实际上的统一。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军对旧军阀的宣战、对连年混战和地方割据的统一，是打倒旧军阀的战争。但是，在北伐胜利后部分参加北伐的军队曾高喊着统一国家的将领们摇身一变成为了新军阀，同样为了地盘、资源和各自利益展开了新的割据，各地方实力派展开了相互之间以及与国民党中央的混战，中原大战的目的就为推翻这些新军阀完成新的统一。而这些地方实力派本来就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加之相互之间分分合合，有些甚至为了眼前利益可以放下全局于不顾而彼此间大动干戈，所以，虽兵力不占优的蒋介石和中央军在中原大战中迅速取得胜利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