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助蒋 梁冠英倒戈反冯

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瓦解阎锡山、冯玉祥部队的经过

冯玉祥军队中被称为铁军的孙良诚部由梁冠英带领向蒋介石投降，说他和张钫早有联络。

蒋介石问张钫，张钫答实有此事，将便允许将梁冠英部队收编。

原因是，张钫在一九二九年夏末，同贺耀祖到陕西住了一个多月，回到陕州后，梁冠英留张钫住了一天，邀张钫游河上山去访“河上仙翁”的古迹。

梁冠英将随从遣去，和张钫谈心说：“孙良诚、宋哲元不和，韩复榘、石友三转变，冯玉祥的这个团体，再遇战事，必将瓦解。可惜这部分官兵将来竟无立足之地，老乡长将何以教我？”

张钫因与梁冠英素少往还，仅仅见过一、两次面，交浅言深，尚有顾虑。

张钫观察梁冠英的为人很诚实，便对他说：“你统带两师健儿当这多事之秋，何愁不能为国效命。但须临事认准目标，保持实力，待机而动，没有不欢迎的。”

后来，梁冠英又派人和张钫往来过两次，所以到了紧要关头，便说是张钫劝导他这样作的。

可是，事实上在大战期间，张钫与梁冠英并无往来。收编后，蒋对梁冠英和吉鸿昌都各给了路总指挥的官衔。

在中原大战全面发动、胜负将要决定的前夕，张钫和何成浚乘坐火车北进到许昌的大石桥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的一份电报，说敌将西溃，要张钫速率所部向陕西前进，肃清陕豫间残敌云云。

当时张钫向何成浚说：“蒋公真是妙人，张钫所收编的二十多万人，只是在纸上看见，哪知他就想用来远征，其实我只有一排卫兵，你是知道的。请你代我复电说：新抚之众，分驻各地，尚未点编补充，西追溃军，恐迟误戊机。”

当时张钫想到，内中必有文章。

等张钫到了许昌和刘峙见面，刘峙的特别表示亲近，异乎往日，说他留在许昌，催张钫晋省。

谁知道蒋介石在要张钫：把河南省主席交给刘峙才算放心。

蒋介石把刘峙由东战场调到豫南，说是来帮张钫的忙，是有深远意图的。

张钫到了开封，蒋介石让邵力子和张钫商量，说蒋介石想叫刘峙坐镇中州，不兼主席不能统一事权，因为张钫的部队皆是新抚之众，军民全责怕不暇兼顾，让张钫让出主席，另兼任民政厅长，征求张钫的同意。

张钫慨然应允，接受新命，即回到开封结束经手的军政事务。

潼关党史：潼关原中共党员带领人民反“霍乱”病的斗争

1931年夏，潼关流行“虎烈拉”(霍乱或称吊脚痧) 疫情，此疫属于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多发生于夏季。症状表现是：患者突然喷射性呕吐腹泻，很快眼眶下陷，肌肉消瘦，面色苍白，手足厥冷，烦躁不安，四肢抽搐，液体大量从肠胃涌出，当肠子内的粪便被完全排空之后，就会排出典型的类似洗米水的液体；重症者严重脱水甚至死亡。

据当时的上海《申报》报道，“疫病传染愈烈， 蔓延愈广”。当时由于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加之霍乱疾病传染极快，得病后少则几小时，多则三日后死亡。当时，县城每天死亡10多人，南塬的荒移村每天死亡10余人，下屯村每天死亡20多人，还有西姚村的死亡者每天高达百人。全县城乡日均死亡接近150人。由于疫情威胁，路断人稀，百姓足不出户，夜不闭门，不到外村走访亲友。在路上、田间地头，均可见父殡母葬，妻故子亡，哭声遍野的凄惨景象。凄凉、恐惧、阴森、悲伤的气氛，笼罩着潼关，人心惶惶，民不安生。六月上旬，有钱人买棺掩埋，穷人用箱子、门板掩埋。到了六月中旬，见天死人过百，人们只得用芦苇席子掩埋亲人，白天无人埋，多数在深夜埋葬。有的人家一日死两、三口人，绝户者也不少。当时气候干旱，地无人耕，田地大部分荒芜，学校停课，集市无人经商，百业萧条，村中鸡犬之声不闻，路上无有拾遗，社会停滞，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面对泛滥的疫情，大革命时期加入组织的中共党员徐国祯、马呈瑞等人秘密联系县里的知名人士和商户代表十多人多次到驻军和县政府为民请命，恳求速请省上来人防治疫情，挽救百姓于生死之中。在徐国祯、马呈瑞等人的请愿要求下，驻潼关国民军42师师长冯哉钦和县长罗传甲急电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请求之派人到潼关防治“霍乱”。

据当时潼关县政府给省政府所发电报记载：“...查本县疫症流行极速，势极猖獗，近一周间，死亡达300余人，每日约在50人左右，患者因疫来势猛烈，多不及救治，其病状始则腹痛，继则吐泻不止，四肢抽筋，多则七八小时，少则三四小时，则断绝生机，县长除购预防药菌二百四十瓶，延聘各西药广施注射外，并在南门外设立贫病救济所及隔离医院，专事收容极贫患者之民众，特请中西医住所诊治。”

另据《新秦日报》刊，潼关请省政府断绝交通的电报指出：“...安临时防疫医院，昨呈省府云，潼关发现虎疫为时已久，虽然派遣医师携带药械，前往防治，但此病全由传染而得，蔓延甚速，流毒至广，非断绝交通，无以阻止传染，建议转饬断绝西潼汽车交通，实际之职此由，乃于昨日上午九时，突有甘肃、固原人夏中山，以染患虎疾入院，询其情形，则谓由北平回籍，在潼关染疫，至岳庙乘红牌汽车来省，同伴三人至斜口即因染疫死亡一人等语。据此，则西潼汽车交通，各为断绝，实则仍有私行售票，希图微利不惜贻巨大危害者。夏中山入院后，随即吐泻不止，施对症疗法，终未凑效，遂于上午十二时病故，即派人抬至南关地掩埋。查虎疫猖獗日甚，汽车传送最速，拟速钧府，转饬克日严厉禁止，各界西潼道往返汽车，以杜病源，而利社会云。”

西北绥靖公署主任、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接报后，感到疫情紧迫，人命关天。为了不使霍乱向西蔓延扩散，祸害百姓，即派省军医处处长薛道五带医务人员抵潼。薛道五到潼后立即组织军警联合稽查处和医疗分队布防治疗。

首先在港口黄河渡口和由豫入陕的第一关及县城的东、西、南、北城门外设立防疫站，强迫注射疫苗，不注射不准入境，注射后发给注射证，注明日期和次数，方准通行。

其次成立抢救机构，总医疗处设于县城中心小学，由驻潼42师军医处处长梁子秀、兵工厂医务所所长许仰之及县城西医诊所三四家、中药铺20余家及中医张新荣等人给群众免费治疗。

贴出告民众周知书，并附有下列防疫规定： 1、军警联合稽查处和医疗分队，在渡口和第一关查验 入陕注射疫苗证件；街巷乡村如有死亡者，即刻装殓埋葬，不准停放。2、用石灰撒街巷村，用消毒水喷垃圾及各户厕所，喷后再用石灰撒盖。3、 潼河水由巡捕巡查，不准任何人在河水中洗衣服、扔污物等，水井一律加盖。4、 守城门的军警，不准卖瓜果进城，街巷不准卖冷食，以防蚊蝇传染疾病。5、各保甲长要逐户收购拍打死的蚊蝇，按数付款，收到后集中挖沟深埋。6、城乡挨户逐人注射防疫针，不能漏户漏人。7、挨门挨户宣传讲卫生不得疾病，以达家喻户晓。8、不喝生水，不吃凉饭，不吃生冷食物，吃饭时碗筷放在蒸笼中消毒，然后再使用。9、每日疫情，要派人报告县总医疗处。

潼关此次发生“霍乱”，由于徐国祯、马呈瑞组织带领知名人士为民请愿，紧急呼吁，敦促县政府请省军医处及时派医疗队赶到潼关，加之防治及时，措施有力，军民遵守，群防群治，阻止了“霍乱”疫病向西蔓延。月余间，疫情逐渐控制，病者亡者迅速绝迹。农历8月间，薛道五带医疗队回省，县城里的各界民众夹道欢送，此时人心逐渐平稳。疫情延迟到秋天，方予根治。

潼关党史：红二十五军经潼关

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在安徽金寨麻埠创建鄂豫皖苏区。

1932年11月30日，奉命留守的红二十五军一部编成新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

1933年1月，红二十八军并入红二十五军。

1934年夏，第二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再次并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不久红二十五军整编，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下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开始长征，经过湖北北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到达河南罗山。

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花山寨会议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作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开始长征。

1934年12月12日至16日，红二十五军一部从河南豫西卢氏县木桐沟街，逆索峪河上游的支流而上，来到朱阳山的下河秦池一带，消灭了当地的保安团、黑衣队，经老虎沟、大关、闇乡进入潼关境内，向洛南陈耳沟进军。

红二十五军到潼关后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在潼关县太要镇窑上村时，留给穷人屈海潮一床被子(上面写着：“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及一把雨伞(上写着：“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红二十五军在太要镇东官村、马口村、沟西村等地驻足时，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不扰民，不征粮派款，不用民夫，而且还保护工商业和小商贩，所需粮草一律以通用的银元购买，深得民众的称赞和拥护。每到一地，红二十五军的官兵还帮群众劳动、挑水、劈柴和施药治病。经红二十五军的宣传，太要、马口、沟西等村共有二十多名进步青年参军，随部队开赴洛南进行革命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十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红二十五军到潼关后，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以实际行动为民办事、亲民爱民，使潼关人民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唤起了潼关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和信心。

中原大战 （1930年爆发的一场新军阀混战）

中原大战是指1930年（民国十九年）5月至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又称蒋冯阎战争、蒋冯阎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

战争由中国国民党内北伐战争后各派系因军力编遣肇生不满，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二虎守西安

北伐战争期间，“蒋李冯阎”冯玉祥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派遣的刘镇华，主要战场就在西安。刘镇华是当时国民政府任命的陕西省长，带领“镇嵩军”与西北军冯玉祥展开了著名的“二虎守西安”战役。最终以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刘镇华退军而宣告结束。

此后，陕西地区即由西北军冯玉祥主政。

二期北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冯、阎、李四派新军阀获得了“统一”。同年4月，四大军事集团联合伐奉，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二期北伐”完成。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平、津。1928年底，东三省易帜，其与南京中央维持着“分治合作”的关系，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北伐后的中国，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6个军权中心。

1929年1月1日至25日，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举行国军编遣会议，将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编，东北军列入第二期整编；规定每个军事集团最多保留11个师，李宗仁部、冯玉祥部先后举兵反抗，均告失败。同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召开，规定各编遣区以团为单位实施编遣，军队数量一律压缩到7-9个师。东北军并未参与其中，张学良且与阎锡山等人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统一”。但因“中东路事件”及与赤俄交涉问题 ，奉张与南京中央有所矛盾。张学良既未出席历次编遣会议，也未执行会议决议，财政方面依然自收自支。

军队编遣和取缔政治分会。使蒋介石操纵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虽然取得了“正统”地位，却未真正统一国民党，国民党内四分五裂、派系林立。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希望通过召开三全大会来稳固自己的地位，1929年3月15至27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除通过“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为“最高之根本法”，《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外交决议案》外，还决定：

追认编遣方案，从法律上肯定了蒋介石消灭地方实力派为合法。

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等人的党籍，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桂系及改组派势力被完全排除于三大中央之外。

开除国民党二届中央中共党人的国民党籍，并对邓演达、彭泽民、路友一尹等人以开除党籍或停止职权的处分。

民国十八年年馑

冯玉祥所主政的陕西关中地区，一场大灾荒对“中原大战”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十八年发生在陕西关中的大饥荒，又名“民国十八年年馑”。

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说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

实际上民国十八年年馑从民国十七年就开始了，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17年（1928年）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未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

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一般灾县15个，轻灾县25个。长安、武功、凤翔、扶风、乾县、岐山、眉县、兴平、咸阳、临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阳、宝鸡、陇县、澄城、淳化、长武、褒城、礼泉等县为重灾区。全省940余万人口，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

冯蒋矛盾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政权。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通过徐州会议，实现了国民党两派新军阀的合作。1928年2月，蒋冯结拜“换谱兄弟”。4月，在北伐奉系张作霖的战争中，四派新军阀组成的“二期北伐”军迫使奉张军退回东北。其后蒋、桂、冯、阎四派对张作霖的临时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冯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明显突出。

“二期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中央政权，据有沪、宁、杭等富庶地区，需要借助冯玉祥的军事力量，北伐奉张，占领北方地盘，进而“统一”中国。冯玉祥控制西北，地瘠民贫，且交通不便，需要乘北伐奉张之机到北方争夺自己的地盘。尤其对财源充裕和交通便利的北京、天津等，甚为看重。“二期北伐”结束以后，蒋介石担心冯势力发展过快，利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矛盾，把河北、京津等地划给阎锡山。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命，允许阎的第3集团军开进北京。而冯的第二集团军只允许留驻南苑，不准进入北京城。为此，冯玉祥对蒋介石极为不满，他命令所属撤兵，退回山东与河南，本人托病在河南新乡，不肯前往北京。

政治上冯玉祥强调“平民政治”，反对独裁。在国民党建设上反对蒋介石的主张，要求建立廉洁政府，提倡共办实业，救济灾民，反对贪污腐化，反对中央政府委员加薪，以各派的实力大小分配中央领导权，反对蒋介石包办党务与南京政府、这与蒋介石的主张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提出要编遣军队。在编遣军队的问题上，蒋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在北平邀请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冯玉祥和其他派系首领大力反对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座谈会不欢而散。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企图压服各派系裁兵。在会上，蒋介石重提《军事整理案》。由于粤籍中委的支持，议案得到通过。致使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列入了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受到《军事整理案》的威胁，冯玉祥往返于陇海道，开始巡视西北军。在西北军五原誓师2周年召开纪念大会，举行阅兵式。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蒋介石委任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并要冯玉祥立即到南京供职。冯玉祥托辞不肯“进京入职”。随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冯玉祥和其他派系首领被迫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1928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预备会，实行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拔和拉拢。冯提出了“三有三遣”的编遣方案，这一方案首先遭到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反对，蒋介石暗中拉拢阎锡山，授意阎炮制了一个抬蒋压冯的提案。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议讨论冯、阎两个裁兵方案时，多数人赞阎案，反对冯案，后通过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国军编遣委员进行程序大纲》。冯、阎、李很快从相互攻讦转为相互同情，表示要共同设法抵制编遣会议。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为集中兵力，消灭桂系，蒋介石派邵力子等人到华山拉拢冯玉祥，以行政院院长及鄂、湘两省地盘为条件，要冯继续与蒋合作，并请冯出兵助蒋讨桂。冯表面答应了蒋的要求。随即在豫鄂边界频繁调兵，希望待蒋、桂两败俱伤之时，乘机出兵占领武汉。但蒋很快打败了桂系，增加了蒋介石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蒋介石随后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冯玉祥，大举向山东、河南调兵，造成对冯系大兵压境之势。接收济南事件则成了蒋冯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蒋介石以武力把孙良诚挤出山东；;冯玉祥看到蒋介石消灭西北军的主意已定，便采取防御策略，命令山东、河南的守军西撤，以便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巩固西北，同时，冯系在南京供职的鹿仲鳞、熊斌也同时辞职，返回了西北。冯玉祥完成了一系列的军事调动之后，于5月中旬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5月16日，西北军将领孙良诚等人发表反蒋通电，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北路总司令。蒋介石调兵遣将，设作战总部于徐州在湖北和山东，随后用金钱收买了冯系将领韩复榘和石友三倒戈，致使西北军受到很大削弱。在政治上蒋挟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指责冯破坏革命”、“大逆不道”、“统一之梗”和“反叛中央”。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5月25日蒋致电冯，要冯下野出洋，交出兵权。冯玉祥在政治上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面对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冯玉祥于5月27日通电全国表示下野。

为了缓和蒋介石的进逼，并争取同阎锡山合作，冯携夫人及女儿于6月21日离陕赴晋，对外声称赴晋转道“出洋”。阎先后软禁于晋祠和建安村。在冯被软禁期间，阎鼓动冯以电报指挥驻陕西的冯部将领于1929年10至11月间，发动了第二期反蒋战争，又因阎的出卖而失败，冯玉祥设法由鹿钟麟带到陕，指示部属派人与蒋联络，“摆出秘密联蒋的姿态并故意让阎侦知”，使阎产生蒋冯勾结的错觉，同时公开致阎电，“要求放回冯，共同反蒋”。此时，正值蒋、阎矛盾尖锐化，蒋已派人向西北军表示，希望“合力倒阎”。鹿秘密派往南京的代表与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谈判，鹿同时又派闻承烈、李忻赴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韩、石表示坚决打倒阎锡山。阎得悉冯部联蒋讨阎的消息，为摆脱危局，立即向冯表示坚决联冯倒蒋。汇集于太原的各反蒋派别的代表拟订了倒蒋的军事组织方案，以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与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1930年2月27日，阎亲临建安村看望冯，抱头痛哭一番，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次日上午，阎宴请冯夫妇。即日各方反蒋实力派代表34人召开军事会议，即所谓太原倒蒋会议，议决了8项关于联合反蒋的决策。冯玉祥由此参加了反蒋联盟。

蒋阎矛盾

1929年初，蒋介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迫使阎锡山将平津税收划归中央；阎锡山却申请发行省公债3000万元，但未获结果。北伐后期，阎锡山从蒋冯相争中获利，开府北平，蒋介石虽委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但却派遣何成浚为北平行营主任兼市长。上下左右的人事布局，使阎锡山惴惴不安。

1930年1月13日，前往郑州参加军事会议并准备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的阎锡山在得知蒋介石命令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逮捕自己的密令后，连夜逃回山西太原，并决定倒蒋。阎锡山回太原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赶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阎锡山在就职仪式上发表公开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武力政策，并公开指责蒋介石是引发内战的根源。

蒋桂矛盾

李宗仁参加“北伐”想发展实力，夺取国民党中央统治权。“北伐”前的宁汉分裂时期，桂系逼宫使蒋下野（1927年8月13日），企图取而代之。

北伐前后，桂系兵力极度扩张，李宗仁统率大军，坐镇武汉，统辖两湖，居长江上游的腹地。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上服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实际上财政、军事均自成系统。

1929年2月，蒋桂之战中，由于桂系将领李明瑞倒戈，桂系迅即失败。两湖被蒋占领，李宗仁败逃香港。

战争起因 政治危机

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名义上是中央，但无权威可言，当时中国之状况，与此前军阀割据之形势别无二致。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之后，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果非要说有变化，那就是各方军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欧美各国自顾不暇，本应是中国振作的时机，但中国积重难返，内耗使1930年代中国的危机并不亚于欧美各国。

矛盾激化

1930年1月，阎锡山自郑州返回太原后，豫中形势即渐现混沌；2月10日，阎氏致电蒋介石，主张礼让为国，力言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氏“共息仔肩”，以弭党争。12日，蒋复电云：“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 21日，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5人响应阎氏行动，推其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23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45人联名通电提出党统问题，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以解决党国纠纷，汪精卫亦通电和之。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团军57位将领联名通电促蒋下野，次日，通电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武力讨伐蒋介石。4月1日，阎、冯、李分别于太原、潼关、桂平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5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并积极备战。7日，南京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阎的党籍。

参战兵力

反蒋军共编制了8个方面军：桂军为第1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并兼总司令，北出湖南，进趋武汉；西北军为第2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总司令鹿钟麟，担任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线作战任务；晋军为第3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总司令徐永昌，担任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线和陇海线东段作战任务；石友三部为第4方面军；内定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第5方面军；刘文辉部为第6方面军；何键部为第7方面军，樊钟秀部为第8方面军。作为主力军的西北军、晋军己全部动员起来，开赴陇海、平汉、津浦-各线。阎还委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率部由豫攻鲁，委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攻入安徽亳州一带。

战争经过 反蒋部署

晋阎和宁蒋自5月中旬展开大战，反蒋军的战略是：阎军自津浦路南下，冯军自陇海路东进，谋夺取徐州；同时，李宗仁军队向湖南进兵，威胁武汉。战争初期，反蒋联军在南北战场均取得主控权，获得大部战役的胜利，6月下旬攻陷济南。7月下旬，作战重心由陇海线转向津浦线，战场形势亦急转直下；8月15日，蒋军克复济南，晋军退往黄河北岸。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是：

（1）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

（2）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

（3）西北军以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

（4）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

（5）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

（6）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拟定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内定四川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湖南的何键为第七方面军。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在这以后，又加派樊钟秀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

1930年3月10日，冯玉祥于由山西回到潼关。下旬，冯在潼关组成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西北军的兵力共有26万余人，冯决计全部动员开赴前线，以便联合各方力量，对蒋介石集团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

1930年4月1日，冯在潼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阎锡山同日在太原就总司令职），任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军事，随令各路大军陆续东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看到冯玉祥发动讨蒋，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往山东境内抵御晋军，蒋从其请，韩即于3月下旬率部东撤（东撤时，骑兵师张德顺部乘机回到西北军），西北军得顺利地占领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万选才部乘势东进，旋即占领开封、归德，万即接任河南主席。4月中旬，冯军第一、二、三各路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之淅川、内乡、叶县一带及陇海路西段之洛阳、郑州一带。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各部及大部炮兵，由徐永昌、杨爱源指挥经郑州转往豫东兰封一带。驻骥南、豫东和皖北的石友三、刘春荣、万选才、刘茂恩和孙殿英等部均归其指挥。在津浦线方面的晋军，由傅作义、张荫梧分任指挥，进出德州、济南。

1930年5月1日，蒋发表了讨阎、冯誓师词，阎锡山、冯玉祥会于新乡，3日同车到达郑州。4日，阎、冯在郑州召开会议，部署作战计划。8日，蒋通令各军在10日前完成战备。

陇海线作战

蒋军投入陇海线作战的是刘峙的第二军团，所辖的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熊式辉、陈诚、卫立煌、张治中等师，都是蒋军精锐部队。配备在平汉线的是何成俊的第三军团，在津浦线的是韩复榘的第一军团。蒋在徐州设行营，亲自坐镇指挥。阁冯军主力部署是，陇海线由晋军、西北军共同承担而以晋军为主力，孙殿英、万选才、刘茂恩、刘春荣等部及石友三之一部归其指挥；平汉线以西北军为主力，樊钟秀部配合作战；津浦线则由晋军担任。

1930年5月11日，蒋下总攻击令，第二军团由徐州沿陇海线向归德方面进攻，双方开始大规模接触。因蒋军来势凶猛，又有空军配合作截，万选才部退到归德，孙殿英部退到亳州，蒋军陈继承师在玲爵占领了归德以东的马牧集。接着，刘茂恩在宁陵倒戈投蒋，诱捕了万选才，归德被蒋军顺利占领，孙殿英部被隔断在亳州。蒋虽然初战得手，但整个战局对蒋方并不妙。陇海线上，军占领归德后，阎急调杨耀芳军及张会诏军的一部前往增援，也派孙良诚、吉鸿昌协同作战。双方在5月下旬展开持续激战，蒋军受到重创。蒋在朱集车站火车上指挥，也几乎束手就擒。激战十余日后，蒋军全线动摇，撤到了鲁西南。平汉线上，蒋命令-集中在哪城的何成浚第三军团向北发动进攻，在临颖、许昌一带与西北军展开激战，企图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加兵力。

1930年5月25日，何部占领临瓢，6月7日又占领许昌。这时，在广西境内与蒋、粤军胶着的张桂军，为了配合阎、冯反蒋军事，挥兵北上，进入潘南，5月18日克永州（零陵）、祁阳，28日下衡州、宝庆（邵阳），6月4日、8日，先后占领长沙、岳阳，前锋进入湖北境内。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10日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两昼夜，蒋军溃败，退向漂河以南。但冯没有听从部下直取信阳、与桂军会师武汉的意见，下令停止向南追击，移师豫东，拟布置：口袋战歼蒋主力。蒋军在陇海、平汉线两度受挫，并丢了长沙，士气十分低落。

1930年6月中旬，冯玉祥调整作战计划，在陇海线再度发动进攻，并亲赴柳河督战，集中刘峙、蒋鼎文、陈诚等部及教导师三万余精锐，配以炮兵，由杞县、太康间西北军阵地攻入，企图弓经通许、陈留袭取开封。但这正好投人了冯的口袋形包围圈。蒋军仓皇退却时损失十分严重。津浦线上，阎将傅作义、李生达、冯鹏蠢、张会诏、丰玉玺、秦绍观六个军及三个炮兵团编为第四路军，以傅为指挥官，沿津浦线南下，分左右两侧渡河抄袭济南。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未作有力抵抗，致使晋军轻取济南。

湖南战场

1930年6月底7月初，战况发生变化。湖南战场，蒋组织何键、钱大钧、夏斗寅三路军反攻长沙，调海军陈绍宽率舰入湘协攻，并令尾迫张桂军入湘的第八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出兵衡阳。6月9日，蒋、蔡两师占领衡阳，张桂军首尾不能相顾，便退出岳阳、长沙，反攻衡阳。月底，双方在湘南激战，张桂军溃败，于7月4日退回广西。接着，蒋军又将孙殿英困守的陇海、津浦三角地带的亳州拿到了手，解除了侧背的威胁。8日，蒋任命刘峙为津浦路总指挥，从陇海线抽调陈诚、冯轶裴、胡伯翰、胡宗南、杨胜治等师及陈调元的三个警备旅到津浦线增援，又将蒋、蔡两师也调到津浦线，将李楹布师由海路运至青岛登陆。

1930年7月13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党党统。

蒋军津浦线总攻

1930年7月底，蒋在津浦线发动总攻，8月15日重新占领济南，晋军仓惶往黄河北岸撤退，适逢河水上涨，被蒋军俘虏或入水溺毙的不计其数。阎军在津浦线首告失败，这对整个战局形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津浦线上晋军受挫时，冯军在陇海线发动了以徐州为目标的火月攻势，希望将津浦、陇海两线联成一气，挽回顽势，与晋军会师徐州。7月6日总攻开始，激战七昼夜，蒋军岌岌可危，几乎要从陇海线正面和归德以南地区撤退。但因连日大雨，河水泛滥，冯军在泥泞中奋战，给养又得不到补充，晋军也不予配合，终不得不停止进攻。这使蒋军得到喘息，稳定了阵线。 阎、冯军8月受挫，成为整个战局的转折点。以后的形势便转而对蒋有利了。

1930年8月21日，蒋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黄河北岸晋军取对峙监视态势，而把津浦线蒋、蔡、李及陈诚、胡宗南等部调到陇海、平汉线方面来，将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上，同时进扰陇海线西段以截断西北军退路。24日，蒋悬赏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各赏洋100万元。

1930年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彼此互争正统。

1930年9月6日，蒋军开始总攻。冯认为还有实力与蒋决一死战，便将平汉、陇海战线缩短，集结兵力于郑州外围，想在晋军协助下背城一战，挽回颓势。但阎为保存实力，却密令陇海线晋军也向黄河北撤退，使冯部无力支持。17日，蒋军杨虎城部攻占了洛阳附近的龙门，截断了冯军西撤退路，冯军只得转向豫北撤退。

东北军参战

1930年3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中立。为了笼络奉张，宁蒋方面主要透过三个管道：（1）蒋经常亲自致电张氏；（2）何成浚与张学良保持密切联系；（3）派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等人，前往沈阳进行劝说与谈判。晋阎方面为了拉拢奉张，主要通过：（1）派遣代表赴沈向张学良劝说；（2）秘密透过崔廷献等结纳张作相，同时让与部分控制区。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分别于太原、潼关、桂平通电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奉张维持其中立态度，未就北方副司令职。晋阎方面调和西山派、改组派党统之争后，于1930年7月13日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随即欲筹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府“争正统”。9月1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唐绍仪、张学良、谢持等7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拟于新政府部会首长中，委以较多奉系人士。9月2日，张学良当面向晋阎代表傅作义表示，他并未赞成新政府的成立。张氏除拒出任国府委员外，同时召回已被内定为北平国府部会首长的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人。但却保荐且同意王家桢、胡若愚等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青岛市长等职。

1930年6月10日，李石与张学良会商出兵条件时，同意中央先汇款200万元，给予东北作为出兵费用，并如期于6月12日汇出。6月13日，蒋介石电请张保荐河北省政府委员，表示以北方政治相委托，敦促东北军3日内出兵以挽救危局。6月2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6月21日、22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建议战争双方撤军停战、设立缓冲区。8月，李石再度北上与张学良商谈东北军出兵事宜，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要求南京中央即付500万元作为军用，再借给公债1000万元以为稳固金融之用。蒋介石允诺奉张条件，并电请宋子文速汇出兵费用500万元，并另筹公债1000万元，以安张学良之心。在张群、吴铁城等催促下，张学良口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8月中旬，爆发“马廷福事件”，使宁蒋和奉张关系几乎决裂。蒋介石除亲电张学良解释外，于8月21日赴济南制止南京中央军渡河北上，取得奉张的谅解。8月15日，蒋军克复济南，阎军退至黄河北岸；奉张即于8月底由葫芦岛返沈，9月10日在北陵别墅召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已决定出兵拥护南京中央。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南京）中央措置”，同时派遣于学忠、王树常率东北边防军第1、2军入关。10月9日，在沈阳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

阎冯全线溃败

阎接到其驻唐山部关于东北军入关的报告后，立即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张每到一地，即通知晋军让防。阎按通知节节退兵。21日和26日，东北军一枪未发，和平接收了平、津。为了保持同晋军的关系，东北军只到河北、察哈尔为止，没有进入山西。东北军入关，对反蒋军产生了极大影响。陇海线晋军过黄河，分两路退回山西。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及西北军庞炳勋部也随晋军行动，向黄河以北撤退。石友三19日通电拥护张学良，率部由鲁西开往豫北。蒋又派人四出活动，多方利诱，使冯部迅速分化。

1930年9月28日起，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相继倒戈投蒋，平汉线的反蒋军处境险恶。

1930年10月3日，陇海线蒋军攻入开封，进追郑州，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参与中原大战的诸多将领。4日，汪、阎又密赴郑州，促冯共同发表停战通电。冯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境地，只好在5日率副司令部人员撤到黄河以北的新乡。6日，郑州为蒋军十一师陈诚部所占。冯部陆续退到豫北、晋南。10月5日，阎、冯、汪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矛译平解决。15日，阎、冯决定联袂下野，阎将晋军交给徐永昌，冯将西北军交给鹿钟麟，声称出国暂避（实际上2人均未出国）。阎12月29日在日本人保护下逃往大连，冯则隐居在山西汾阳峪道河。同日，西北军由鹿钟麟领衔通电“即日遵令撤防”，“通伤各部罢兵息民”。

1930年11月4日，阎、冯通电取消太原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至此，蒋、冯、阎中原大战已告结束。

战争结果

1930年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即日释权归田。随后，取消太原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部，中原大战彻底止息。“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双方死伤达30万之巨”，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鲁豫等省的青壮年男子，“南方每月所需军费约三千万元，北方每月约需一千万元”。“双方军费总数，达二万万元以上”。新军阀对老百姓加捐加税，滥发纸币。

战祸所及，破坏严重。作为战场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阳等27县严重受灾，农业损失量为常年产值的160.2%；雎县等十几个县农民平均每户损失牲畜0.22头，大车0.07辆，河南省“因战事死亡达12余万口，受伤1.95余万口，逃亡在外者118.5余万口，被军队拉夫者达129.77余万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万余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内。财产损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内，总计为65146.9万余元。全部损失估计10年之后方可恢复”。以郑州为例，开战以来，“每日必来飞机，来必掷炸弹。……而每掷一次炸弹，必死伍若干人民，毁坏若干建筑”；“夫此种情况，不止郑州，凡战地都会，陇海、平汉两路附近之各县城与各村落，处处如是，白日皆然”。

工业衰败，农业破产。战争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举凡国家财政、社会经济，两俱枯竭”。仅铁路交通一项，“计资本损失22165504元；驻军提款4206155元；军运计帐29958042元；营业损失17018271元。总计亦达7300余万之巨”。“农产品中之烟叶一项，谓豫鲁皖三省，当烟叶收割之期，正战事剧烈之日，其损失当在2千万至3千万元之间。损失之巨亦倍于战费”。其他如航业、矿业、纺织业等，“因船舶之被扣，交通之阻断，直接间接所受之损失，则其为数当必不小”。

战争影响

蒋介石彻底打败对其威胁最大的角逐的军事力量。其后蒋扣押胡汉民，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西北军队战力强但军备差，在中原大战之后被初步瓦解。东北军军备强但战力差，幸运的是未受战事影响。晋绥军战力与军备实力相差不大，也未受战事影响。新桂系军备差而战力强，但是由于蒋桂战争，实力被大大的削弱。中原大战之后的局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彻底瓦解，分裂成了四大派系。阎锡山领导的晋绥军也受到重创，内部的商震和傅作义等将领也前后联合成一个系别。东北军因为进入关中帮助中央军，所以在战后得到了华北的地盘，紧随其后又收编了大量的西北军和晋绥军派系的残余势力，一举成为全中国第二大的军事派别。新桂系撤退回广西以后，在陈济棠派粤军的帮助下自保。与此同时，派系领袖中的黄绍竑退出了新桂系。

在中原大战之后一些小军阀的势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建国豫军的首领樊钟秀阵亡，他领导的派系也在战后被收编了。石友三领导的西北军由张学良收编。而后因为密谋夺取华北，被蒋介石和张学良左右夹击致使全军覆没。杨虎城领导的陕军因为协助蒋介石而得到了陕西地盘。张发奎领导的粤军因战斗实力大损，不得不依附于新桂系。陈济棠领导的粤军在帮助了蒋介石后并未得任何好处，导致矛盾激化。后来以胡汉民被囚为借口，和新桂系联合反对蒋介石。

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国力之疲，已如风前之烛奢”。东北军的入关，造成边防空虚，入关后的张学良和东北军，转而关注于华北事务，予日本以可乘之机，一年后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 一八”事变。

中原大战，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消耗实力，同时放弃进攻红军，成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和红区的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在中原大战期间，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区域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等11省。红军共成立14个军，人数约10万，并建立了中央（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闽浙赣、广西右江左江等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而政治上则再次陷入内部纷争的混乱局面。

战争评价

中原大战的性质是非正义的，争权略地是贯穿战争全过程的实质，战争双方基本上都是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的新军阀，他们曾联合镇压了人民革命，并且在混战中也不忘以“纵共”指责对方。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派虽最终败北，但他们喊出的“反对专制、独裁”的口号，揭集的“民主政治”旗帜，制定的具有联邦精神的宪法，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在军事上打败了对手，可在政治上却很被动而不得不接受反对派的主张，召开了国民会议、颁布了约法，并提前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则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分治共管的“均权制”局面。

新安县汉函谷关访古

新安县城东里许，有汉函谷关，为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所建。

据史记载：战国时代，秦国为了防备东方诸国西进，在豫西“崤函孔道”的西端，据险设关，名“函谷关”。

汉武帝时，有位楼船将军叫杨仆，为新安县铁门镇南湾人，因“屡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而“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便由杨仆主持，把函谷关迁建到新安，史称“汉函谷关”（简称“汉关”）。

是关，南靠青龙山，北托邙山，座西向东，前临涧水，距今洛阳市20公里，据历史记载，原汉关的建筑非常壮观：北抵黄河，南横洛水，直抵宜阳散关。关塞相连，有似长城。

关前更仿秦关布居，筑有“鸡鸣”、“望气”二台，以壮其势。由此可见，函谷关的东迁，实有其重要的军事目的。

东汉末年，京师洛阳设八关都尉官，汉关居首。此后各代帝王多有登临，文人墨客代有题咏。

2000余年来，汉关历尽风云战乱，屡遭破坏，多次重修，最后一次是在1923年。此次重修的规模据载为：关高25丈，南北长10丈，东西宽6丈。关额“汉函谷关”为康有为手笔；东门对联：“功始将梁今附骥，我为尹喜谁骑牛”；西门对联：“胜迹漫询周柱史，雄关重睹汉楼船”。

关上四周有护关寨墙，中间是两层关楼，飞檐画栋，气势磅礴。关楼四门均有对联，东门为：“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层紫气万层烟”；西门为：“佑彼周室，宏我汉京”；南门为：“紫气犹存贤令尹，青牛重度古函关”；北门为：“巍乎直同百二险，焕然重筑一丸泥”。

重修汉关虽未必能与古关原貌相比，但两山夹峙，孔道中通，雄关横卧，城楼高耸，东面辽阔天空，西衬新安古城，其气势亦颇为壮观。每当夜幕降临，人迹敛息，寒星寥落，月上山顶，晚风萧瑟，涧涛轰鸣，乘夜登临，虽不闻古战场声声刁斗，只这冷月寒光，风声涛鸣，也足使人森森然如临严阵。可惜，它又经战乱风火和风剥雨蚀，毁坏严重。现在仅存基层砖石结构平垛，有待重修。

长安洛阳之间最重要关隘，新安县城东汉函谷关

新安在洛阳西，北临黄河，与济源、山西垣曲隔河相望，南与宜阳接壤，西与渑池、义马为临，东与孟津、洛阳市区毗连。新安地处豫西浅山区丘陵地带，地貌概括为“四山”、“三川”。四山是青要山、荆紫山、郁山和邙山。高峰，峪里岱嵋寨海拔1347米。青要山西大塬1385米。荆紫山1829米，丘陵多在海拔400-600米之间。“三川”是青河川、畛河川、涧河川。河流有黄、涧、畛、青、金、磁6条，皆为黄河水系，黄河西由渑池入境，东入孟津，流经37公里。畛河、青河分别于狂口、西沃入黄河。涧河过境42公里，汇金河、磁河入洛河，再入黄河。新安川沟涧溪621条，常年有水者480条，但多小流量，旱干，涝淹。黄河险滩，水流急湍，青要峻峰，荆紫翠岚等是精彩的自然景观。新安是古代长安、洛阳间战略要地，有汉“函谷关”。

汉函谷关遗址位于新安县城东500米的东关村，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关楼坐西向东，北接陇海线，南连青龙山，西通县城，东临涧水。关前有天然屏障八陡山，古称八特坂或八将山，是著名的古战场遗址。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著名诗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所言之“汉时关”即为此地。史称“汉函谷关”，又称为汉关。

汉函谷关又称汉关，其名称中得“函”指匣子，“谷”为山谷，连起来“函谷”的意思则为以山谷为匣，遏其要冲。函谷关北依凤凰山，北距黄河60公里，南侧为青龙山，南北两山对立。

汉函谷关，历代多有修葺，如明万历七年、清顺治十五年都曾修整过。1923年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后一次的大型修复。门洞东西两侧，各有楹联一副，东门“功始将粱今附骥，我为尹喜谁牵牛”；西门为“胜迹漫询周柱史，雄关重睹汉楼船”。正门上方嵌有“汉函谷关”四个大字，据传为康有为所书，笔力遒劲，字体雄浑，与汉关浑然一体，相映生辉。

关前筑有“鸡鸣”、“望气”二台，气势宏伟。遗留的土台健在。鸡鸣台遗址：鸡鸣位于明清关东北角，古道的北侧，它和南侧塑气台相对。鸡鸣台为汉代函谷关城角楼遗址遗存，夯土筑成，夯层分明，结构致密。东西残长30米，南北残宽约20米，残高15米。

鸡鸣台源自“鸡鸣狗盗”的典故，史载齐孟尝君自秦逃归：逾经函谷关。以门客学雄鸡报晓，骗得守关将领开而逃脱。人们述遂建此台以纪念孟学尝君的机智和知人善任。

望气台位于关楼东南角，古道的南侧和北侧的鸡鸣台相对。也是汉代函谷关关城遗址的角楼遗存，夯土筑成。夯层分明，结构致密，东西残长30米，南北残宽约25米，残高5米。望气台得名于尹喜望气的典故。《史记》载有函谷关关令尹喜见老子西去而留老子著《道德经》一事。西汉刘向《列仙传》进一步演绎，说关令尹喜见紫气东来，等到老子骑青牛出关，邀老子著《道德经》，后跟老子西去，著有《关令子》。古人建望气台以纪念尹喜“望气”，紫气东来的故事也流传至今。

据《中国地名大字典》记载，我国有两处函谷关，一为“秦关”、一为“汉关”（即汉函谷关）。秦关始建于战国时期，现在河南灵宝县境内。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故称函谷关。

新安汉函谷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是由秦函谷关东迁而建。汉函谷关的建立在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杨仆徙关”典故。《汉书•武帝纪》载，西汉楼船将军杨仆其祖籍新安县铁门镇玉梅村，远离京都，去“秦关”三百里，虽屡立战功，功勋卓著，被汉武帝拜其为楼船将军，但耻为关外民不能封候，杨仆上书武帝，以家财为资徙关东移，武帝意亦好广阔，应允，乃废“秦关”为弘农，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迁后仍然用原名，史称汉函谷关，也称汉关。距今已有2100余年。

新关筑成后，气势宏伟，规模宏大。南北两侧各有高厚城墙延伸山间，北至黄河岸，南到洛河畔，逶迤起伏，形成数十公里的屏障，惟有通过城门，才可以出入此关，整个体系宛若一座中原长城。为追溯函谷关的渊源，沿秦关旧制，仍依照原名。

平垛上周围以雉堞，中为二层城楼。中层四门对开，上层为八角楼，四面开窗，飞檐翼角，八角各有铜铃一。风来铃响，声彻四野，尤在晓月西斜时清辉和铃音，传送着两千多的“函谷”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