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助蒋 中央军进驻毫州

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瓦解阎锡山、冯玉祥部队的经过

一九三零年八月六日拂晓，果然闻枪声自西南传来，据第十师杨胜治师长报告，敌人来势凶猛。

约两小时后，杨胜治部队不支，因两孙一自西来，一自城内冲出，杨胜治部队两面受敌，师长负伤。

亳州西南两面围解，两孙当晚已经会师，但城北和城东两方面的“中央军”仍在坚决对抗。

蒋介石电王均派兵增援，击溃二孙。

第三天，二孙计划驱逐城东城北两面敌人，约在夜半发动进攻，但待上拂晓，毫无消息。

孙殿英仓皇失措，即乘汽车追到鹿邑，向孙连仲质问：因何来去飘忽，为什么撤退不让他知道一点消息。

孙连仲将命令交孙殿英阅看，命令说：“速退太康、杞县之线，万勿通知孙殿英，切切。”

孙殿英阅后毕，也真名其妙：投蒋介石而援来，围半解而援去，左右无所适从。再投蒋介石既不可，蒋介石反攻又独力难支。

孙殿英恳求孙连仲在鹿邑等他一天。

孙殿英打算放弃梦想中的安徽省主席不要，舍去亳州的地盘，即日退出，以保全实力。孙连仲许之。

孙殿英回到亳州，向蒋介石军队进行了一次佯攻，天黑便悄悄全部撤出，向西逃跑了。

孙殿英的撤退，实出蒋介石军队意料。天明，城内绅民欢迎蒋介石军队入城。

那时王均真觉喜出望外，向蒋报告说：“二孙西走，亳州克服。”当时谁也摸不透其中的底蕴。

当时张钫在李枣园住到第三天，等孙殿英的回信，却杳无消息，张钫也只好走了。

张钫那时在蒋介石军本来是票友的身份，感觉四十天的软禁和冒险只得到这种结果，便想引退。

张钫便东向永城趋津浦路，想搭车到上海去养病，行至南宿州车站，蒋介石派人将张钫截住，一定让张钫回到商邱去，并且说亳州已经克服。

等张钫回到商邱，才知道当张钫被放出亳州的时候，蒋介石令多方传出这个消息，说张某出使亳州，孙殿英业已投降，故意使阎锡山、冯玉祥知道。

果然冯玉祥得到这项消息，恐怕孙连仲吃亏，才发了上述给孙连仲的电令。

哪料，孙殿英并未降蒋介石，同孙连仲退回太康、杞县一带，两个电令轻轻地舍弃了亳州，真是追悔不及。

这项消息仍旧与张钫有关，冯玉祥不能不把这笔仇恨上在张钫的帐上。

潼关党史：潼关人民同匪患的斗争

辛亥革命后，战乱和匪祸使潼关人民饱受摧残。特别是1918年，镇嵩军统领刘镇华担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后，更是勒民种烟，橫征暴敛，纵兵殃民，摧残教育，滥发纸币，使陕西人民痛苦不堪，潼关更是处于战乱与匪祸的重灾区。频繁的战乱，潼关人民要出人、出钱、出物，百姓不堪负重，民不聊生。

潼关地处秦东边陲，与山西、河南接壤，地理位置重要，成为各路军阀相互争夺的重点，一次次沦为各派系你厮我杀的战场。

先后有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的毅军、刘镇华的镇嵩军和樊钟秀的靖国军等数十支部队时在潼关驻军，至于路过的客军更是难计其数。军队的饷械粮秣，无不强行取之民间。

与此同时，一些游手好闲之徒趁机占山为王，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或攻破村寨，烧杀掳掠；或打家劫舍，绑票勒索；或杀人越货，霸占民女。盗匪所至，村民一夕受惊，久恐难安。

据1921年 《晨报》报道“...陕州、卢氏、阌乡、灵宝、....等处，悍匪蚁聚，焚抢抬架，肆无顾忌。该管营县皆以匪势浩大，莫敢一樱其锋。纵有被害之家指摘事实，呈请昭雪，而该管官署均装聋作哑，充耳不闻”。

兵匪勾结，匪借兵势，兵助匪威，匪至如梳，兵来如蓖，把潼关折腾得天昏地暗，百姓叫苦连天。在这一时期，主要有河南过来的土匪张廷献、南部秦岭山中的孙根胜等匪患，而尤以张廷献最为猖獗。

张廷献，又名张国信，即“老洋人”，河南省临汝人。他鼻梁高，眼窝深，身材高大，有西方人的特征，群众称其为“老洋人”。

1922年7月23日，老洋人占领灵宝县城后，率兵沿秦岭北山根向西进犯。25日，进犯河南阌乡县境，在盘头镇南红化寨一带与镇嵩军激战半日，因镇高军不支而溃散，死伤官兵近百人，閿乡失守。

老洋人占据阌乡县后，即组织武装、擂鼓向西进犯潼关，占据潼关禁沟以东的正东区太要、代子营、南头等村寨以后，四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凶残无比。

老洋人所到之地打家劫舍，纵火焚烧，鸡犬不留,尤其是对掳到的年轻妇女，勒令其脱光衣服，土匪列队轮奸，稍有不顺从者，当即往肚子上捅一刀，其状惨不忍睹。即是未成年女子和年逾花甲的妇女也难幸免。

时有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老洋人在正东区一带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华民国十一年，老洋人扰潼关。今天杀，明天打，唯有老洋人凶恶煞。穷人富家都害怕，白天晚上不归家。打家劫舍谁敢问，横行乡里欺压人。戏台下，太峪集，青年妇女难存身。见美女，多霸占，烟灯盘下做陪衬。玩弄够了一脚踢。老洋人不是人，东塬一带赛火神，进门六亲都不认。心毒手辣虎狼心，霸占地盘索金银。老洋人提枪睁大眼，百姓见了吓破胆。”

面对老洋人在潼关的胡作非为，西姚村等村百姓为了保卫家园，自发组织起来防御土匪入侵，议定了守城十二法则：

一、有越城逃跑者，定斩首一徇；二、城门只许自外入，不许由内出；三、夜间无论谁人叩门，决不许开；四、凡在村内人民，一闻锣声，除老病妇孺外，一律登城；五、日间数人或数十人临城时，城上不许开枪与吵闹，并询其来由；六、夜间城上多悬灯火，切防乘机来攻；七、首事人轮流查城，自黄昏达旦，中间不许停查；八、夜间特设游击队两排，持枪刀游寨；九、弹药一律装好，不受命令，不许放枪；十、城上多堆积顽石，以便贼临城搏击；十一、贼若临城，老病妇孺藏屋内，以防流弹；十二、贼临城时，无论多少，不许乱动乱叫，令贼窥我虚实。”

四日之内，附近村里逃入西姚村的百姓有一万多人，“老洋人”土匪多次在夜间找云梯攻城，但在城内百姓的齐心防守下，均未得逞，有效地保护了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

潼关党史：潼关人民驱逐刘镇华的斗争

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潼关及周边地区人民发动了数次驱逐刘镇华在陕统治活动。

1921年底，陕西旅京进步青年就在《共进》半月刊连载文章，系统揭露刘镇华祸陕罪行，指出挽救陕西的唯一出路是驱逐刘镇华。

1922年3月，因刘镇华克扣陕西教育经费，陕西进步青年派代表进京控告，受到陕西旅京学生大力支持。

1922年11月，陕西各界人士3875人联名致电燕京政府，陈述刘镇华祸害陕西罪行。

1923年2月，陕西旅京学生130余人聚集宣外大街关中会馆，抗议刘镇华包办议会选举，向各地发出六道驱刘通电，并决定派代表向燕京请愿要求督办。

1923年11月，渭南西塬，渭南至潼关，渭北固市一带数万群众不堪忍受苛捐杂税，发起大规模“交农”运动(手持各种农具向反动当局示威抗议和一种激烈斗争方式)，赶走地方武装，包围县城迫使当局豁免捐税，沉重打击和动摇了刘镇华在陕统治。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是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

时有潼关，河南閿乡、山西永济的革命青年自愿结盟共守，组织近千名青年在潼关县城及周边地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反压迫、反欺诈、反剥削，为争民生、争民主、争民权，长期坚持斗争，唤醒了秦、晋、豫三省结合部及周边地区的劳苦大众。

1925年2月，国民军将领胡景翼与镇嵩军将领憨玉坤为了争夺河南，矛盾激化，双方爆发战争，刘镇华为了实现其吞并河南的野心，即率陕兵赴豫援憨。

此时，原胡景翼部将领在华阴、华县一带反对刘镇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派兵袭击潼关镇嵩军，切断了刘镇华退路；杨虎城则把守韩城、朝邑一带黄河渡口阻击刘镇华入陕，刘镇华无奈只得率残部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结束了他在陕西长达八年的黑暗统治。陕西人民驱逐刘镇华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潼关人民为驱逐刘镇华作出了积极贡献。

陈树藩(1885- 1949)，字柏森，陕西安康人。民国皖系军阀，曾任陕西督军。1911年10月22日参加西安起义。民国成立后，任独立混成第四旅旅长。1949年11月2日，在杭州病逝。

军阀刘镇华统率的土匪武装

1912年，陕西军政府实行裁兵减政，张钫所部秦陇复汉军裁减下来的数千人，多属豫西人，被改编为豫西地方部队，分驻豫西22个县，因驻地靠近嵩山，故名镇嵩军。

刘镇华(1883-1956) ，河南巩义市人。1908年，加入了同盟会，在豫西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参与反清战争。辛亥革命后，任镇嵩军协统兼豫西观察使及豫西剿匪总司令。后投靠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最后归附于国民党蒋介石。曾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安徽省主席等职。1949年逃往台湾。1956年病逝。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汉族，原名伯循，字右任，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教育家、书法家，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起，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1917年，在陕西组织靖国军，参加护法战争。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与冯玉祥、刘觉民等人解救西安之围，出任驻陕总司令。担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后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1964年，病逝于台北。

胡景翼(1892-1925) ，字笠僧，陕西富平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从樱花国回国，参加护国战争。1917年，加入于右任陕西靖国军，任第四路司令，参加护法战争。1920年，直皖战争后被直系收编为陕军第一师。直奉战争期间所部驻在彰德顺德一线。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联合冯玉祥、孙岳倒直，发动燕京政变。后与冯、孙组织国民军，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11月，任河南军务督办。1925年4月病逝于开封。

毅军：清军主力，因其创始人宋庆被同治皇帝赐为“毅勇巴图鲁”，故其所在部队以后被称为毅军。

井岳秀(1878-1936) ，字崧生，陕西蒲城人，辛亥革命志士，爱国将领。1906年，参加“同盟会”。1911年10月，任陕西军政府北路军统领。1913年，说服了内蒙各旗，使沙皇与外蒙分裂内蒙的阴谋未能得逞。1925年，采取威慑、拉拢等手段，为制止内蒙独立、维护蒙汉团结、捍卫边疆统一做出了贡献。1931年，为防止伪满蒙势力染指“成陵”，再次挑动内蒙独立，派重兵守护“成陵”，并意将"成陵”由额尔多斯草原迁往榆林保护。1935年冬，井岳秀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密谈实现西北大联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驻防陕北时，积极主动与陕、晋、绥、宁甘邻军及伊盟王公搞好关系，未与四邻发生过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同时也尽其所能助学重教、兴业利民，奠定了陕北现代教育和毛纺、制革业的基础。1936年春，病逝。

杨杰 （民国军学泰斗）

杨杰（1889—1949），白族，云南大理人。字耿光，民国时期著名军学泰斗，和蒋百里、白崇禧、刘斐一起被外国人称为中国三个半参谋长，他出身于滇军，后舍弃中将军衔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成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在新军阀混战中帮助蒋介石赢得决定性的中原大战的胜利，因在抗日战略上和何应钦冲突而退出中枢，出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和驻苏联大使，他的《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大军统帅学》和《战争要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每一个想成为高级军官的必备读物。1949年因倾向革命，放言无忌而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暗杀。

杨杰（1889—1949），字耿光，民国军事战略家。陆军上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盛传的中国三个半军事家他排名第二，当时北洋直系吴佩孚、孙传芳的的参谋长，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排第一，他因当蒋介石的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排第二，桂系参谋长、民国训练总监小诸葛白崇禧排第三，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因瞎了一只眼睛，算半个。这四个人因为军事生涯显赫和军事学术广为流传而颇受时人推崇。后来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的时候也经常教育学员说，蒋百里先生和杨杰先生在旧中国号称大军事家，但因为走错了路，所以终生没有很大的成就，因此政治道路的选择是很关键的。

杨杰，云南大理人，白族。祖父杨宣是裁缝，父亲杨汉章行医，母亲徐氏是勤劳自强的妇女，在她刚成年时，就因为夜夜缝补而被松油熏瞎了双眼。他生于1889年1月25日。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二，他的长兄继续行医，大弟弟曾经当过县长，小弟弟随他第二次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患肺病而死。

1895年，他开始在大理读私塾，他天资聪慧，所读之书，过目不忘，且思路宽广，所提问题往往把老师同学问的膛目结舌。1900年入大理敷文学院就读，次年九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逼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全国民怨沸腾。先生在书院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杨杰听后，激动的对同学说：“海禁开后，军事外交，无一不败，若不改弦更张，就会像安南，缅甸、印度一样亡国灭种。”1905年年仅16岁的杨杰徒步到昆明报考京师大学，因考期已过，便转考云南陆军速成学堂并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校期间，他接触的新思想、新科学渐多，不久就悟出了“那么大的中国，为什么打不过远来的外国强盗。”的原因，奋笔写下了“东鲁文章旧，西欧教化新”的对联赠友人。不久又入保定北洋陆军军官学堂学习，因成绩优秀，1907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学习，在这里认识了蒋介石，1909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两年学习期满后，蒋介石下放部队锻炼，他则考试合格，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炮科学习。

1911年毕业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5月任沪军威武军第一团团长，授上校军衔，因遇兵变回到云南参加蔡锷的军队。当时贵州局势混乱，蔡锷派唐继尧率兵2000援黔，恰逢原来的贵州都督杨柏舟领兵万人反扑，他向唐继尧分析战局，铜仁是全局要点，而大鱼塘则是铜仁的要点，应在此处展开口袋阵伏击敌军，经过两日激战，以少胜多，迫使杨柏舟退回湖南。滇黔战史上把此役称为杨杰黔东大捷。

1913年3月任黔军步兵第10团团长，5月任黔军第1旅旅长，二次革命的时候率部突入重庆镇压熊克武，兼重庆卫戍司令官、重庆道尹、四川省政务厅厅长、重庆警察厅厅长，授少将军衔。1914年任云南讲武堂骑兵科科长兼日语教官，经好友周益存介绍，和赵舒益之女赵丕欣结婚。以后生有两子，大的叫重萤，小的叫重歌。婚后不久任云南省弥勒县县长。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昆明五华山誓师护国，12月5日任护国军第3军（唐继尧）5支队支队长，后改任护国军第1纵队司令，1916年2月任护国军第4军（黄毓成）参谋长兼叙南卫戍司令和第1梯团团长，黄部原来没有基干力量，是由地方团警、新招募士兵组成的杂牌队伍，纪律松弛，组织涣散，武器装备简陋，只有毛瑟枪和鸟铳一类的枪械，战斗力非常低下。杨杰率部加入后，对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编，加强了军事训练，使官兵素质迅速提高，很快成为转战滇、川、黔地区的一支劲旅。他对黄毓成任用川人杨森很不满，认为杨森脑后有反骨，找机会派兵把正在抽鸦片的杨森狠狠揍了一顿，还拉出去示众，受此大辱，杨森从此戒了鸦片。1916年6月任中将，1917年1月任北京大总统府军事咨议兼陆军部顾问，他本想实行自己军事报国的志愿，但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使他看到北京官场的黑暗，不久回滇任靖国联军第4军参谋长，8月任靖国联军中央军总指挥兼泸州卫戍司令，指挥金汉鼎和朱德两部大破川督周道刚部，收复泸州。他见滇军已经转为胜势，便接受朱德还政于川人的意见，保举熊克武为四川督军。1918年春因父丧回昆明守孝，期间两个儿子患白喉癌，在一个星期内相继去世，他从此再没有亲生子女，只有将一个侄儿杨兆龙带在身边为养子。1921年顾品珍为云南都督后，委任他为云南省留日学生监督赴日本。

这是杨杰第二次到日本，回顾十年来，一腔报国的热血，竟被置于军阀乱战之中，而民国一天一天的坏下去，这使他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就要彻底铲除依赖外国人的劣性根。“我们需要自发的生产力，生活力、生命力，战斗力，机械力。”这一切“操之于人则亡，操之于我则存。”杨杰对学生们说：“来日本学习，若单注意专业之修习，忘却这个国家之未来发展及其对邻国之野心，虽然学成回国，亦难适应国家未来的需要。”此后，他不断督促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1921年除夕，杨杰在学生聚餐会上又一次训话，他说：“日本对中国之侵略野心，益更积极而不可抑制。租界领馆遍布沿海及腹心内地，浪人间谍横行大陆，而我国人醉生梦死，毫不觉醒，军阀割据，政治腐败，而帝国主义经济及买办阶级，形成为虎作伥之吸血鬼魔……我等毕业返国，应本‘五四’运动之伟大精神，唤醒同胞，促进统一，以抗拒深入腹心、永无止境之强大敌人。” 他虽然已居高位，可杨杰深感自己的军事知识还很欠缺。在对学生寄予厚望的同时，杨杰也为自己制定了目标：报考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更深的军事理论。当时，日本政府对陆军大学考生的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其中一条是军衔必须在中尉至中校之间才能报考。而杨杰此时已是中将军衔，不符合报考条件。他毅然放弃陆军中将的头衔，以中校军衔入日本陆军大学十五期深造。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4年中，杨杰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外战争史及有关历史、地理、战略、战术等方面知识，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深得校方欣赏。当时，日本陆军大学经常让学员指挥海陆空军演习，以训练和考察学员的军事指挥能力。在一次演习中，杨杰被选为统帅。他指挥演习得心应手，并有独特创新，得到日本天皇的赞赏，并赐予军刀。根据当时日本军部的规定，陆军大学毕业生前三名才能得到日本天皇亲自赐刀，日本军人向来以此为殊荣，杨杰也因此赢得了“天才将军”的美誉。天皇还特意让人测量了他的脑袋，果真比一般人大一号。还有一次，法国著名军事家约瑟夫•霞飞元帅到该校参观时，杨杰被学校选为接受咨询的学员之一。在与霞飞元帅的交谈过程中，杨杰旁征博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军事见解。霞飞元帅听后对学校的负责人说：“此人将必成东亚杰出军事人才”。1924年冬，杨杰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在日本学习期间，杨杰始终与孙中山以及广东革命政府军政部长程潜、大本营参谋长许崇智等保持书信联系，因而，他的情况国内多有所知。当他回国时，冯玉祥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向他发出邀请，经孙中山同意后，他来到孙部任参谋长。1925年3月任国民军前敌总指挥，一举打败了在洛阳的刘镇华“镇嵩军”，9月任河南陆军训练处教育长，对现役军官进行培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旋脱离北方国民军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1926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总参议，辅佐军长程潜参加北伐，12月任第6军17师师长。

炮击南京事件后，蒋介石瓦解第六军，1927年3月任他为改编第六军后的第1纵队队长，4月任第6军副军长，并代理军长，指挥第一军第一、第三师和第六军继续北伐。7月部队改番号为第18军，他继续任军长，不久蒋介石强攻徐州大败，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淮南行营主任兼总预备队指挥官，负责淮河防御。8月蒋介石下野前，将北伐第二路军退守长江南岸，交他指挥。

龙潭战役后，他指挥第18军，第14军，第32军渡江追击孙传芳，一举攻克扬州、宝应，南通等地。何应钦为控制经济，任命其内兄担任扬州税监一职，他却对何说：“你把这一税收机关夺去，我十万官兵吃什么，拒绝从命。”何应钦不顾他的反抗，用政府命令任命，并对他多方牵制，他一怒之下，辞职到日本去找蒋介石，蒋却怪他不该将部队丢了，让他跟着回国。

1928年3月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厅主任，旋任第1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二次北伐，5月，蒋介石车到泰安，恰逢日军出兵占领济南商埠，杨杰随即打开地图对蒋说：“日本出兵早在预料之中，应该命令部队绕开济南，继续北上，以收北伐全功。蒋左右的吴稚晖，邵力子和陈果夫都赞同此议。使第一集团军顺利到达德州。6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北平行营主任、北平宪兵学校校长，与冯玉祥、阎锡山周旋。

1929年3月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行营总参谋长，随蒋介石参加蒋桂战争，10月任南路军行营总参谋长、讨逆军第10军军长兼左翼指挥官，随蒋介石参加蒋冯战争，当时西北军代总司令宋哲元东出潼关，发动强大攻势，蒋军整个正面危急，登封不守，密县将陷，临汝被围，他率徐源泉的47师，王金钰的48师增援，以一部封锁临汝冯军进攻要点，率主力侧击登封，并分兵迂回冯军后方，一举打败冯军，扭转整个战局。

1930年 2月任洛阳行营主任兼第10军军长，随蒋介石参加蒋唐战争，1930年2月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总司令，5月任第2炮兵集团指挥官、陆海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随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7月中，阎锡山主力渡过黄河袭取济南，冯玉祥也在陇海线上发动攻势，他建议诱敌深入，在陇海、津浦两条铁路摆开口袋阵，各个击破冯阎两军。本内线作战原则，建议陇海路正面取守势，抽出兵力加强津浦路的对北正面，首先击破了战斗力较弱而又最突出的阎军，并亲自部署这一战役，他亲自指挥6个师于8月1日向汶上发动总攻，经过5昼夜激战，傅作义在肥城部被消灭一半，戴玉玺部除三千投诚外，悉数阵亡，张会沼部在长清完全溃散。同时，19路军也在在胶济线将阎军主力王靖国部消灭。他完全赢得了济南会战的胜利。8月，冯玉祥分兵七路，发动规模空前的八月攻势，冯军郑大章的骑兵师甚至攻到蒋介石的指挥部附近，形式非常危急，而蒋介石在附近又没有预备队，形式非常危急，蒋介石准备向归德以南缩短阵地，并电召他来实施退却计划。他仔细分析了战场形式，认为还不到退却的地步，如果强行后撤，必然导致大败。还说西北军将领偏向稳重，不敢轻率冒进。只要用少数兵力进行反击，敌方就会止步不前。当时，军中好友对杨杰的计策有些担心，私下问道：“战争能够打赢吗?”杨杰胸有成竹地说：“肯定会打赢的，我已打电报给南京何应钦，让他调派部分兵力及物资，等需要的东西一到，我军马上发动进攻，保管将他们的主力军消灭在河南地区。冯玉祥想到西北，不可能了。” 等到10月张学良进兵关内的时候，冯阎军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的道路。

在这次战争中，他的夫人赵丕欣在上海病故，他未能见最后一面，深感痛心，蒋介石多次安慰：“为国效劳，不顾个人情意，古今少有，你对国家尽到了义务，没能对家庭尽到 情义，是忠义两难全。望自我保重，无为悲伤。”他在上海给夫人开追悼会的时候，蒋介石、宋美龄夫妻亲自前往悼念。后来他又娶了一个南开大学的毕业生胡允文，但不到两年就因性格不合而离婚。此后就没有再娶。

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2月任陆军大学校长，1932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将军不仅有着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是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长期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教育工作，在创造中国的战略战术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在改造中国军队，提高其战斗力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方略，他长期担任陆军大学的领导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注重对学员加强品德、人格教育，强调中国的一代军人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933年3月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外交部长罗文干一起北上，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兼华北第8军团总指挥，参加长城抗战。指挥古北口、冷口、喜峰口一带的军事，他在居仁堂军事会议上提出后退配备的主张，要求大胆放弃一线阵地，将敌引入密云山地，集合三个军布成口袋阵歼灭日军部队，为此目的，他干脆宣称南天门战争激烈，守也守不住，必须执行这项计划，何应钦向来与他不睦，打电话给17军军长徐庭瑶问战事激烈与否，徐答不激烈，何应钦遂以谎报军情为由撤了他的职，但后来南天门终于没有挡住日本西义一的第八师团的进攻。何后来签定何梅协定，杨杰大骂：“简直是赤裸裸地卖国，低能到卖都卖不成。”

9月任军事考察团团长赴欧洲考察军事，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杨杰到德、法、苏等29个国家进行军事考察，在苏联，斯大林多次接见他，称他为“战略专家”。对他写的《蒙古骑兵之性质及使用方法》赞赏不已。在英国，他在与国防大臣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情况时，国防大臣以一份伪造的国防计划来试探杨杰的军事才能。杨杰稍加考虑后，说这份国防计划不可能是真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结果与英国真的国防计划大同小异。国防大臣对此甚为惊讶，赞叹他为“军学泰斗”。从此，他的军事、外交才能也闻名于世。他回国后写成著名的《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要蒋介石立即加强重工业建设，进行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的计划，克服依赖外国武器的缺点，否则世界战端一开，各国自顾不暇，敌军封锁我海岸，到时虽以万金，不能求御敌之武器。但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只是在1934年12月任他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代参谋总长，城塞组长、防空委员会主任。

他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时，检查新买的几架飞机，发觉是用报废飞机改装的，他向蒋介石告状，但由于飞机是宋美龄和孔祥熙买的，蒋介石避而不作处理，他只好辞去航空委员会的职务。后来，宋美龄联合陈果夫兄弟和何应钦控告他贪污南京国防工事公款，蒋将城塞军需处长和副处长枪毙，他的城塞组长和代总参谋长的职务也就跟着撤销。

1935年1月兼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按日本陆军大学校的教育、管理方法来教育学员。按日本的二级学制，士官学校（相当于中国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负责养成教育，把一个普通中学毕业生或部队选考的军曹(中士)通过士官候补生的教育训练，培养成为一个够格的军官。举凡一个中、下级军官应具备的战术、兵器、兵制、筑城、地形等军事知识，“忠军爱国”的思想，军官仪表及作风，都应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毕业当军官。陆军大学则为深造一般军官成为高级统帅和参谋的陆军最高军事学府。凡经历过二年主队职(连、营长)的军官都可投考。除笔试军事学、普通科学。外国语外，还口试多种常识，观察应考者的应对进退，语言仪态，日本陆军大学学员在校三年，三年一考，因年龄限制，一般军官终身只能考二次。陆大毕业学员不愁不升到将军。因此日本陆大毕业学员很自负，表现得举止雍容，气宇轩昂。所以学员在校不编队，没有队列管理。学员在校功课完毕，即各自回家。图上战术及各种作业，都可带回家作。杨杰主持中国陆大，也只讲求学术，不作队列管理。他认为政治教育、纪律、作风、仪态等都应在养成教育时完成，陆大的任务是高级统帅及优秀参谋的学术品德修养。应使学员自重、自己约束自己，而不被动地遵守纪律。他经常讲日本陆大那一套，要求学员自治，选举一学员长自行管理，他是要学员自内心地自重、以养成统帅人格。

杨杰注重应用战术，他主张第一、二学年由中外教官重点教授战术，他说：师战术打好基础，则军战术、大军战术可得心应手。事半功倍。有一年春季现地战术，杨杰老师亲自指导。他结构的想定是：装备较蓝军优势三倍的红军由连云港登陆，其先一个师击破数量优势而装备优势的蓝军，不顾后方有蓝军部队的袭扰，经淮阴、扬州进至镇江对岸瓜州地区，得知镇江敌军薄弱、敌一个骑兵旅正经淮阳南下，己方的后续兵团须两天后才能到达，问师长为何决心。学员的答案多是就地固守，或待敌骑兵到达而击破之，他拿出原案是渡江攻占镇江、构成桥头堡阵地等待后续兵团到达，再向南京进攻。有人说：这就是他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时邮前战术想定和答案的翻版。不管是不是，构想确实是巧妙的。

杨杰老师认为指挥员和参谋驰骋疆场，离不开马，所以他要学员，三年都练骑术。他还认为现代战争已机械化，要求学员都能驾驶摩托和汽车，可惜我们因经费无着，未能实现。他认为现代战争立体化，指挥员和参谋必须了解空军战术，必须空中侦察，空中指挥，所以陆大第十期毕业，他选送三人去学空中侦察。1936年两广反蒋，他利用双方态势及日本进窥华北的情况，作成想定，要求研究员们以蒋军指挥员身份作答案，学员的答案都是进军韶关，南下截断两广联络。他拿出原案是：大军压韶关，以强邻窥视为理由，谋求政治解决，他讲评时说：如果军事解决，不是两广胜，也不是中央胜，而是日本胜了。学员从心坎里佩服他的远见和谋国忠贞。

陆军大学是一所培养中高级军官的最高学府，它招收中尉以上，少将以下的军官入学。杨杰认为，军队的好坏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特别是指挥官和高级幕僚，肩负国防重任，必须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既要有理论基础，又要有实践经验。他常说：“将帅无才，累死三军。”因此，他在主持陆大工作时，着力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功夫。在课程设置上，他博采广收，既广揽有实学的教官讲授古代战史、各国战史、陆军战术、参谋业务、兵要地理、军队教育、后方勤务等课程，又聘请德、意、法、苏等国教官，讲授海空战术、装甲兵战术、化学战、筑城学、谍报勤务等现代军事课程。还聘请我国著名学者入校讲学，如马寅初讲经济学，萨空了讲社会学，夏鼐讲法学等。自己则亲自讲授《战争诀要》、《大军统帅学》等课程，并且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经常带领学生到实地结合地形进行战术作业。有一次在上海，他指着金山卫对学生说：“一旦战争爆发，这里将是敌人看中的登陆地点，因为我对这里的潮汐、水位、地形都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果然，抗日战争中，日军在不受重视的金山卫登陆成功。后来，每当谈起此事，当年的学生无不佩服老师的真知灼见。

1935年8月组织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他任团附，11月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名声即响，脾气也大，看谁不顺眼就骂，完全不给人面子，陈诚第四次围剿江西的中央红军，被朱德打的惨败，他放言陈诚就是一头猪，连敌情都摸不清就瞎撞。蒋介石把何应钦写的对日作战计划拿给他看，他看完就撕碎了骂道：“狗屁计划。”自己立即另外写了一份交给蒋。后来另一个以军事专家自居的方天说他实际上连蒋介石也看不上，只不过不敢公开骂而已。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话：“我姓蒋的不抗日，全国人民共诛之。”他立即站起来回应：“我到外国转了一圈，看见各国都在忙，德国在忙，苏联在忙，意大利在忙，日本也在忙，好像吞了我东三省还不满足，还要气势汹汹的灭亡中国。可我回到上海一看，遍地是闲人，政府官员更闲，吃喝玩乐通宵达旦，简直把东三省沦陷的耻辱置之脑后。希望政府切实拿出抗日的措施来”蒋介石听得如坐针毡，哭笑不得。

他在此期间撰写了《大军统帅学》和《战争要诀》等军事著作，以《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语作为他“生即是战”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天地万物要生存，就必须作战。所谓健者，就是春夏秋冬轮回不已，假使天道一时懈怠，则万物失时，世界则要毁灭。故曰：“求生存就要战争，战争就是自强，但是战争并不完全是枪弹的世界，而是求知识，求技能，求身体健康都包括在内。他认为新的军事竞争必将以牺牲像中国这样的弱小开始，要想自存，必须自强，自强必须从不买外货，加强国家经济着手。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必将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对此，除了诱敌深入，然后一鼓聚歼之外，别无他法。他认为：”我们军人，在穿上军装的时候，这生命就属于国家，不复知有身家性命，这就是军人的人格。有了这种精神还要发挥出来，才是善。发挥的很好，才是美。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在军事会议上高呼："日本目前有军阀和财阀之争，海军和陆军之争，少壮派和老旧派之争，全国不是一条心，以小国临大国，又不能倾力来犯，外交上得罪英美，犯下兵家大忌，因此不难把日本打败。他满以为他会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主持对日持久战争，但蒋却在组建大本营的时候任命何应钦为总参谋长。他大为失望。

8月，他被任命为赴苏考察团团长，赴苏联考察，实际上是争取中苏结盟和苏联的武器援助，斯大林没有答应中苏结盟，但同意给国民政府一亿卢布的军火组建20个苏械师，另外附送一个苏联援华航空队，他因此功绩37年12月加上将衔，1938年2月任军令部次长，5月任中国特命全权驻苏联大使，在苏期间，他经常受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领导人的接见，争取到总共2.5亿美元的物资和贷款，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他认真研究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还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国防建设，加上杨杰将军多年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逐渐从思想上产生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由同情到支持和赞成的转变。在军事战略上，他主张在中苏边境布置重兵，挑拨日本和苏联发生战争，在南线，一定要克复广州，引导日军向南发展和英美对立。

1940年回国，他向蒋提出联苏抗战的建议和具体作战战术，蒋却送他一本《曾文正公全集》要他好好阅读，他气得打了三个月的麻将，然后胡乱写了一些批注送去交差，蒋介石看了批注气得大发脾气。给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差留在重庆，后任中央训练团教官，他此时撰写了《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上百万字的军事巨著，《国防新论》是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共分3篇：第一篇是国防“认识论”，介绍了古今中外的国防，阐明了国防理论的思想体系；第二篇是国防“本体论”，说明现代国防的种种形式和组织；第三篇是国防“方法论”，阐述了中国国防建设的实际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杨杰充分论述了国防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他说：“国防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种力量的结晶，军事是结晶体的顶点，经济是结晶体的基础。”同时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政治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经济、军事、兵工业的腐败，进而导致了民族精神的颓废，国家无御侮的能力，国防也就无从谈起。杨杰以精辟的语言和锐利的笔法，为人们描绘了理想国防的全景图，同时向人们展示了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国防的残破景象，这无疑需要足够的胆识和魄力。此书出版后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在半年之内3次再版。 《军事与国防》是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它是杨杰军事思想的又一部代表作。在该书中，杨杰论述国防和军事问题。他说：“社会生活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因素决定的。产生革命以后，社会生产力所发生的大变革，……使战争和国防与人民的关系日渐密切；没有人民的支持，战争就不能进行；没有人民的参加，国防就无法建设。”“由军人的战争到人民的战争，由军人的国防到人民的国防，这便是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野。而真正的人民国防，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组织的特色。‘人民’，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是社会的创造者和支配者。”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消灭了人剥削人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国防。无需引用他的更多话语，这已经足以表明杨杰在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与他的军事理论相结合所发生的思想转变。他的这些理论，显然与蒋介石片面抗战理论完全背道而弛，在国民党内引起很大的反响。蒋介石尽管明白这理论不可能主导国民党的军事政策，但他还是十分担心和焦虑，这样发展下去，与共产党的主张还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潜心著述的过程中，杨杰对共产党的许多观点是赞同的，特别是进行全民族抗战的观点几乎是一样的。为此，从1943年开始，杨杰就与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取得了联系。周恩来和董必武对杨杰的抗日主张表示赞赏，对他本人也非常信任。当1943年杨杰赴欧洲进行短暂军事考察路经昆明时，董必武还让他将一封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转交给昆明地下党领导人刘浩。此后，杨杰频繁地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在复旦大学参加苏德战争座谈会时分析道：“苏德之间，德国要完全打败苏联，力量不够。”这是因为，“战争是角力，就是物质力与精神力的角斗，物质力是一定的，而精神力则可以膨胀，也可以缩小。战争力是两种力量的总和，精神力一经丧失，物质力就会变成无用。”在国民党军事学校夏令营对学员的讲话中，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为欧洲、太平洋和中国3个战场，在分析中国战场时说：“胜利的关键仍操之在我。但日本军阀一意孤行，作最后的本土连接大陆的焦士战时，则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是非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不可。”这些观点，使听者耳目一新。 他主张现代战争已经从武装人员的对抗扩展到全体人民的对抗，只有扎根于人民的战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文化的征服，是一种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的思想占领，强调国防中的文化建设。为国内外军界所推崇。他还做了几十个世界军事形势的分析汇报。1944年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赴英美考察军事设施，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批评艾森豪威尔诺曼第登陆后，战略部署扇形展开，包打败仗。不久果遭德军反击，有阿登之败。云南远征军反攻的时候，他正好在大理家乡省亲，卫立煌等亲自登门拜访求教军事战略战术。1945年5月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杨杰将军为人正直，在国民党内是公认的军事理论权威，他任陆军大学的教育长时，许多自称是蒋介石学生的中高级将领，其实都是杨杰的学生，他一共办了15期中级军官培训班和3期将官班，因此在军队中威望很高。抗战以后，杨杰改变立场，由亲蒋走向反蒋，蒋介石在武装解决龙云后，想让他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被他拒绝了。

1948年，杨杰已成为民革在西南地区的领导人，专心致力于策动云、贵、川、康地区实力派武装的起义。1949年7月，杨杰派遣秘书策反刘文辉部某团团长的证据，落到了徐远举手里，经毛人凤汇报，蒋介石立即指示逮捕杨杰。徐远举奉命执行，杨杰突然赴昆明，得到了好友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庇护，于是逮捕令改为密杀令。不料杨杰又赴香港，毛人凤再指示叶翔之：“迅即追杀杨杰。”

杨杰于9月9日上午，化名杨漱石乘飞机逃往香港。徐远举等人在昆明搜查杨宅后，翻到杨杰女儿的日记一本，内有杨杰在香港的通讯地址，毛将这些情况报蒋介石后，蒋大概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下决心对杨“制裁”，下指示给毛人凤，毛人凤得此指令时，人在昆明，时为9月17日。毛人凤马上从昆明发密电到广州，命郭旭转知在香港主持暗杀行动的叶翔之。

郭旭于当日下午由广州乘飞机去香港，将毛人凤的电报交给叶翔之，叶看了电报后，认为地址不详，有些麻烦，即准备叫部下李天山找卢广声联系。卢广声是个披着民主人士外衣、住在香港专替保密局当眼线的人物。

17日晚，卢广声向李天山提供了杨杰的详细情况：杨住在湾仔轩尼诗大道260号4楼同乡家中，这两天就要去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叶翔之急得要命，怕杨杰去了北京，蒋介石和毛人凤要怪罪他，便连夜出动，亲往杨的住所踏勘环境。叶了解后得知杨的住所铁门常关，不易进入，便决定用贺耀祖（国民党高级将领，通电起义的一员，当时在香港）的名义写一封信，内容是邀杨吃饭，商讨问题（一说是以卢汉的名义）。同时关照毛钟新和盛昌富（保密局香港组组长）备好手枪。

第二天上午，毛钟新先通知郭旭说：“制裁杨杰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下午即可动手，你赶快离开香港回广州，以免刺杀杨杰后，遭到连累。”郭旭即于下午1 时，乘飞机回到广州。

下午4 时，叶翔之带了韩世昌等4人前往轩尼诗大道260号，看到杨杰在4楼平台上乘凉，凭着栏杆频频地伸出头俯视街上。叶马上分派任务，韩世昌到杨的住所，借送信为名入宅，伺机杀杨，另一个人在4楼把风，叶翔之带另两个人在3楼、2楼和底楼把风。叶翔之分派任务时，韩世昌正在吃水果，叶劈手夺过水果扔掉，拍了他一掌，壮他的胆，叫他快去，回来再吃。韩即携信和枪上楼，借送信为名，进入室内，要求将信亲手交给杨杰，杨杰闻声走下平台来接见，韩即将信交给杨。当杨拆开信来看时，韩即拔出手枪，对准杨的头部打了一枪，杨应声仆于桌边，韩又打了一枪，见杨已死，忙转身退出。韩刺杨时，其同伙（4楼把风）持枪看住杨宅内的一个仆人，不许她声张。完事后，他们将电话线割断，把铁门反锁好，下楼，5个人分乘两部出租汽车，从容逃逸。19日早晨，叶翔之乘飞机离香港去广州，其他几个人乘火车去广州。

叶翔之到广州后，就在郭旭处拟了个电报给毛人凤。毛人凤正为昆明拷供事一筹莫展，得知杨已被刺，十分高兴，马上向蒋介石报功。过了几天，毛人凤给广州去电（收电人是叶翔之、郭旭），称蒋对香港行动极为嘉许，批准发给奖金2万元（因为杨杰是国军上将，又是新中国政协特邀委员，按照毛人凤的奖励条例，级别属2万元以上）。毛人凤在电报中要郭旭报告“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加发1万元，共计奖金3万元。

毛人凤在电报中还拟定具体的分配方案：叶翔之和韩世昌以及另一人员（4楼把风）各得六千元，其他两人和卢广声各得三千元，余下的分给有关人员。

郭旭在回忆中，还插叙了一段后话，说是蒋到台湾后，召见了叶翔之，并发给叶“忠勤勋章”一枚。

杨杰将军的死作为一个见证，既反映了国民党暗杀行动的猖獗，也说明了暗杀本身的残酷。难怪有人以此评断毛人凤：他比戴笠更凶狠。

钱宗泽

钱宗泽（1891年10月——1940年7月），字慕霖，浙江杭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历任浙江省会警察厅厅长、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指导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统制局副参谋长等职。先后获颁三等宝鼎章、四等和三等云麾勋章及二等采玉勋章。1940年7月31日在重庆病逝，8月南京国民政府颁令追赠中将军衔。

1914年11月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1919年12月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分发北京政府陆军部任职，后任浙军第二师第四旅司令部少校副官，不久奉派法国考察军事，1921年12月回国。历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护路警察总局副局长、徐州警察厅厅长等职。1927年3月任浙江省会警察厅厅长，兼任全省警务处处长等职。1928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勤务部军车管理处处长，兼任津浦铁路局副局长，负责第二期北伐期间北方军事运输事宜。1928年12月被军事委员会指定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指导委员等职。1929年10月兼任国军编遣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应钦）中央编遣区办事处委员兼遣置局局长，兼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代理总长朱培德）第二厅厅长，同年12月任军事委员会开封行营（主任刘峙）参谋处处长等职。1930年12月再兼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兼护路司令部司令，后任陆海空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部参谋处长。1931年6月至1934年12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兼任北宁铁路局局长及华北救济委员会委员等职。1935年3月任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参谋处处长。1936年4月任陇海铁路管理局局长，兼津浦陇海两路护路司令部司令，津浦、陇海、平汉、道清四路运输司令部司令等职。1936年6月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代理主任陈诚）参谋处处长等职。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滞留西安城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运输司令部司令，参谋本部运输监部副监、运输监，兼任运输总司令部总司令等职，统辖全国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战时运输事宜。后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统制局（参谋长俞飞鹏）副参谋长，兼任指挥处处长。

1931年1月获颁三等宝鼎章。1936年11月被授予四等云麾勋章。1937年5月获颁三等云麾勋章。1939年10月获颁二等采玉勋章。1940年7月31日在重庆病逝，8月南京国民政府颁令追赠中将军衔。

刘茂恩

刘茂恩(1898-1981) 字书霖，河南巩县人，刘镇华之胞弟。1919年入陕西军官教育团任中校教官。后任镇嵩军总司令部卫队旅机枪连上尉连长、迫击炮团上校团长等。1927年改任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后任第四军军长。1928年北伐后部队缩编，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三十师师长，1929年夏，任暂编第四师师长，隶属讨逆军第十一路，6月率部移驻豫北，9月所部改为陆军第六十六师，仍任师长。1930年春，任陆军第十五军军长。5月代理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仍兼第十五军军长，参加对冯阎作战。7月任陇海路左翼军第四守备区司令。8月任平汉路左翼军第四纵队指挥官。10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任第六十五师师长。1931年兼任安徽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35年4月国民政府授以陆军中将。1936年兼任豫鄂皖边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1937年初兼任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三军团军团长。1939年2月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10月升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率第十五军驻守洛阳，又奉命兼任豫西警备司令，7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9月兼任河南全省保安司令，同年并任豫省警备总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7年7月派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委员河南省选举事务所主席委员。1948年8月，辞河南省政府委员及省主席，9月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1月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去台湾，1958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81年4月24日病逝于台北，终年83岁。

在平型关战役中表现“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

1937年抗战爆发后，刘茂恩将军以国民革命军第13军团军团长兼第15军军长的身份，增援石家庄。后因南口、张家口先后失陷，国军退守雁门关、平型关、阳方口一带。为确保山西，以牵制华北侵华日军的行动，九月初，刘茂恩将军奉命率军自石家庄驰援山西，以15军占领平型关正面阵地，向东延长四十里，西至北楼口八十里，军部设在在平型关后的小冶镇。

1937年九月初，为确保山西，以牵制华北侵华日军的行动，刘茂恩将军奉命率军自石家庄驰援山西，以15军占领平型关正面阵地，向东延长四十里，西至北楼口八十里，军部设在在平型关后的小冶镇。 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主力，及临时配属之关东军独立混成第21旅团（酒井镐次）约一万多人向平型关发动攻势，次日上午，千余日军突入平型关，15军正在激战中，忽然右侧翼遭受攻击，十时许、敌已进至恒山（标高二二一九公尺）东南五十四里地方，第65师194旅387团截击于隘路内，同时 388团由两侧高地，凭依险阻，俯冲夹击，并用火力与逆袭，反覆搏斗，迭挫顽敌，正欲予以聚歼之际，忽有千余之敌由东向388团左侧背猛扑，在短促时间内，发生四、五次剧烈的肉搏战斗，双方伤亡惨重，残敌被迫向团城口、蔡家峪方向溃窜。25日，平型关突入之敌被我晋军围困于六郎城（平型关西北十二里），战斗甚为激烈。9月29日、敌用汽车转运大部兵力，增派独立混成第11旅团（铃木重康），由怀仁县南进突破我军防地雁门关及大小石口堡，从茹越口堡窜入，直扑铁角岭，沿滹沱河北岸进犯。30日，攻陷繁峙县，威胁平型关一带15军之后方，我军分兵驰援不及，遂于30日之夜奉命转进。正是一点突破，全线崩溃的惨痛局面，不堪收拾。

日本最精锐的板垣师团主力在平型关遭到了刘茂恩将军率领的第十五军的全力攻击，在此一役歼灭日军20000余人。

中条山战役，刘茂恩率部被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如此答复。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被侍从死死拉住。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已做好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所幸风雨狂作，山洪滚滚，刘终于趁机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