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助蒋 吉鸿昌倒戈归正

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瓦解阎锡山、冯玉祥部队的经过

阎锡山、冯玉祥外围正在动摇的时候，冯玉祥的中坚部队吉鸿昌、梁冠英等倒戈的事也发动了。

战争将要结束的前一周，吉鸿昌派遣他的亲信副官王慈博见蒋介石说，他所敬重的河南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李鸣钟，已经出洋去了，一个便是张伯英，如果张钫能来一趟，他便一切唯命是从。

蒋介石电何成濬（xùn，同“浚”），约张钫同到长葛县石象镇陈诚的防地和吉鸿昌见面。

当时，蒋介石当着吉鸿昌所派的王慈博问张钫肯去否，张钫说：“如果前去，恐怕又要蹈去亳的覆辙。”

蒋介石说：“洧川是吉鸿昌的防地，洧川一攻下，可直捣开封，吉鸿昌与兄没有仇恨，想无意外。”

张钫只得答应，并且说：“如果不放张钫回来，请重价回赎。”

遂即刻和王慈博问乘汽车向北三十里许，通过“中央军”的防线和中间真空地带约五公里多路，到达洧川县城南王慈博所约定的地点，进入吉鸿昌的防地。

见外壕深约一丈有余，宽也相等。当时士兵放下块宽约一尺多、长约二丈的木板，让张钫从壕上踱过。

王慈博先走过去对连长，营长说：“那位(指张钫)郭海峰先生是吉总指挥的同乡，他是个文人，你们要照料他过壕。”

张钫从木板上走过，象是上了浪桥一样，很快地走了过去。

听见他们的官兵说：“这位可不象是文人。”

张钫听了他们的话，就提高了警觉，装作文人的样子，摇摇摆摆地说：“学校也有浪桥，我曾经练过。”

由团部到了旅部，来了一位参谋长让张钫同他乘汽车到了洧川县东五里许路旁边的一座破庙里，吉鸿昌得在庙门外迎接，举手敬礼并向前扶张钫。

他们镌手进入庙院，三间北殿外一无所有，搬砖当凳，曲膝围坐。

吉鸿昌和张钫班荆道故，说了些别后(一九二九年在开封分手)思念的话，以后便谈到了正题。

【班荆道故，汉语成语，拼音是bān jīng dào gù，意思是用荆铺在地上坐在上面谈说过去的事情；形容老朋友在路上碰到了，坐下来谈谈别后的情况。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吉鸿昌很坦白他说：“内战祸国，外人获利；国家统一，便可集合力量一致对外。现在我甘冒不韪，宁负私人，不负国家，特请公来一谈，为我决策。”

张钫说：“兄大计已定，我当从旁赞助，兄必须当机立断，不可迟疑。”

吉鸿昌说：“我已决心归附中央，义无反顾。但是张维玺、梁冠英等和我有约，必取一致行动，须要通知他们发出联名通电，非有两、三天的时间不可。”

张钫允许他三天为期，与邻近的“中央军”即取联络。张钫就照这样，回去复命。

吉鸿昌携带两个饭盒，内装饭菜，同餐后各饮暖瓶开水，约两小时即分手告别。

吉鸿昌说：“仿鲁(孙连仲字)在司令部候谈，不能在此久延，恐怕他见疑。”

吉鸿昌即派旅长一人、参谋长一人送张钫西行。

在车上，参谋长说：“时才过午，饭没吃好，何不到城里休息一会再走？”

于是同到城内彭师长的司令部又进餐茶。

哪料，城内有认识张钫的人，便用电话报告冯玉祥，冯玉祥便打电话给吉鸿昌，由城内总机转拨。

管电话的人员来告诉参谋长说：“冯总司令正在电话上骂吉司令，叫他跪下听电话。吉司令说：‘跪下了，说吧！’冯总司令问：‘张伯英到你那里干啥？’吉说：‘来了一趟。’冯总司令大骂，吉司令将电话推了。”

参谋长告诉他不要乱说，并咐在张钫的耳旁把这些话告诉张钫，让张钫即刻离开洧川。

张钫匆忙踱过战壕，走了几里路，找到“中央军”李温珩(湘军军长)的司令部，到了昏黑才回到石象镇。

蒋介石正在村头野地散步，见张钫回来，非常高兴地说：“这次倒去得快来得快。”

那时，陈诚、何成浚、夏斗寅、徐源泉等都来询问接洽情形，张钫把经过述说了一遍。

夏斗寅说：“收了款(张钫去时曾带四十七万元给吉鸿昌)无降表，岂不是空跑一趟？”

蒋介石说：“伯英兄去走一趟回来就得了，况且冯玉祥已知道了，这就很好，不要什么手续，请休息吧。”

潼关党史：一心为民的县长

大革命时期，受新文化运动新思想、新风尚、“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潼关的一些官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民族、民主、民生意识不断增强，为民当官、为民办事的爱民亲民的民权思想逐步形成，乐于解决人民生活中的疾苦问题，为民除害，发展经济，受到当地百姓交口称赞。

秉公爱民的县长张少云

1924年张少云任潼关县长。到任后，张少云即在大堂门口书刻对联一副：“治民先治己，爱民不爱钱”。在任期间，张少云为潼关人民办了不少实事好事，受到群众的爱戴。

简化上访程序，解决民众告状难问题。为方便群众告状，特在府门挂一“告状箱”，宣示只求写清事实，不求文字华丽。有专人每天开箱取状，县长张少云亲自审案。从此，群众不再花钱请人代写书状，又杜绝了官吏借机索贿受贿现象。村民任凤启状告本村恶霸欺压百姓案，因恶霸买通官府，四年不予结案，致使任凤启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张少云得知情况后，脱掉官服，微服私访，查清任凤启财物无端被恶霸掠夺，本人确实冤枉后，当即回县传来被告，升堂审案，摆清事实，被告无法抵赖，只好低头认罪，赔偿了原告的一切损失。

任凤启请人作诗称赞：“民国十二年，来了张青天，面黑心如镜，赛过包青天，几年官司一堂断，真正是个好清官。”

另有绅士郭某，盗卖公物，县长张少云查清事实后，追回赃物，且罚郭每天敲击置于潼关县城东山上的报时大钟，击之满城皆闻，大扫了绅士郭某的威风。

当时社会上有这样的诗句称赞张少云县长：“明察秋毫， 曲直分晓，百姓称赞，人呼青天。”

推崇新风尚的县长王作舟

1927年，冯玉祥的偏将副官王作舟出任潼关县长，刚到任就立志：“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消灭干净；我们誓为人民建设廉政的政府；要为人民除水患，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要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并将这一段话镌石立于县政府门首。

移风易俗，剿灭土匪

王作舟到任后严令禁止群众赌博，妇女缠脚，推行妇女放足，男子剪长辫，留短发，并令公安局督办。一旦发行赌博，除没收赌具外，聚赌者处以罚金或给以板责；对少女缠足者，追究其母亲责任，并将没收的裹脚布展示与县府院内。对于男子留长辨不听劝阻的，一经发现立即剪掉。从此，聚众赌博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女子缠脚、男子留辫现象基本杜绝。

“县长挑菜担，出进在乡间，侦清官民匪，围剿连窝端。”这是流传在潼关的一首民谣，说的是1927年，潼关县长王作舟带领地方武装，围歼土匪的故事。20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潼关出现了土匪团伙，匪首孙根胜，又名孙文祥，有张山辰、阮安云等匪徒200余人，经常出没于秦岭南北，烧杀掠抢，拦路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有一次就抢了27头骡子，搞得潼关、洛南之间路断人稀，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潼关县长王作舟得知情况后决心为民除患，为了摸清匪徒人数、活动等情况，他装扮成小贩，身穿粗布衣，头戴破草帽，肩挑蔬菜担，走乡串户，连续三次深入匪穴，明察暗访，侦查匪情，经过十多天的认真摸查，终于掌握了匪徒的行踪。

1927年秋，王作舟得知众匪匿居于县城南陈家城等地，立即回县连夜部署，率县公安局、保安队兵警，并通过乡民王邹彦联络了阌乡县保安营第一中队车胜文、 阌乡第四区民团团总车明工、洛南民团团长王兆林和洛南井村民团团总费锦轩等武装力量，直取陈家城。匪首张山辰、阮安云等听到枪声率众匪逃窜洛南，在多方配合下，历时两个多月在洛南消灭了孙根胜等土匪武装。

孙根胜在洛南石门花河被捕，在押回潼关的路上，沿道群众用锤子、针戳扎他及卫兵牛娃子、后来匪首孙根胜死于狱中，其余匪徒全部被处决。从此，潼、阌、洛三县交汇地带，乡民才得安居乐业。

创办女子学校，发展体育事业

当时，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潼关妇女多数不入学读书，只有个别富家女子在家或私塾就读。王作舟极为重视女子教育,在县城北极巷北端创建一所女子小学校， 聘请杨铭新任校长，徐芳、曹养正、盛环芝、何淑范老师任教。在校学生近百人。

从此，潼关女子读书的风气形成。同时还在县城南北街创设图书馆，附设夜校，在北大街设半日制学校，为人民就近学习提供了场所。

潼关原无公共体育设施，王作舟到任后，积极兴办体育事业。利用县城大市场兼作体育场，置办体育活动器材，设有篮球场、足球场、木马、单杠、双杠、跳高、跳远、溜溜板、渡秋、轮秋、秋千等设施。每到下午，市民、学生、军人、商人三五成群，纷纷赶至，或参加体育活动，或参观比赛，各人其乐融融。

修渠引水，植树造林

为了便于人民饮水，王作舟带领人民将废弃多年的周公渠疏通，重新整修。引潼河水沿西河堰、粮食集、西大街、南大街修了一条约5公里长的混凝 土渠道，西河堰的丹凤巷、大老院等巷口筑混凝土蓄水池，使这一带居民、商户不再下河取水。

同时，大力提倡植树，绿化城区。城区街道两旁全植杨柳，居民门前也都绿荫一片。每年春季，王作舟都要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地方军警、学校师生在西门外黄河滩地植树造林，并制作小木牌，发给植树人，写上自己的名字，长期管理。王作舟亲自检查，不合要求者，严加批评，并需重新栽植。

张少云与王作舟县长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简化办事程序，理顺人们情绪。实行新风尚，革除恶习陋习，打击邪恶势力，倡导办学，兴修水利，为潼关的政治进步、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张少云(生卒年不详)，陕西蒲城人。1923年至 1924年任潼关县长。

王作舟(生卒年不详)，河南安阳人。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部任偏将副官。 192 7年任潼关县县长。

水中制式渡河器材：把卸掉车棚的大板车车轴同车轮竖起来，底下车轮压上碌碡，上边轴上绑上一 根长杆，木杆两端拴上绳子做成的秋千。

潼关党史：潼关人民反土豪劣绅的武装斗争

20世纪2 0年代前后，潼关县发生过多次人民群众武装斗争，为社会安定，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共党员马呈瑞带领潼关人民反土豪劣绅的武装斗争。

1927年5月19日， 中共党员马呈瑞在潼关县九街营正东区(现属于河南灵宝管辖)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并带领徐家营、乔家营、邓家营、夫家营、庙底、北沟囤、下元囤等村农民一千余人，与地方反动势力、土豪劣绅进行武装斗争。他们手持土枪、大刀、长矛在当天中午浩浩荡荡到阳平镇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革命歌曲，震慑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从此，一些土豪列强老实了许多，不敢欺侮当地农民，大长了农民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们的威风。

地方武装“红枪会”的活动

“红枪会”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一支保卫自己、消灭土匪的迷信彩色浓厚的武装力量。红枪会类似于清代的义和团，是利用封建迷信思想为精神依托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

凡是入会的人必须是年轻人，每次行动前先要净手洗脸，烧香磕头，唱符念咒，祈求神灵，以保刀枪不入。潼关的红枪会始于二十年代初期，当时兵荒马乱，土匪纵生，田赋加重,盗贼滋生，人民不能安居乐业。

“红枪会”会员们拿的是红缨矛子、小钎矛子，背的鬼头刀。枪把上绑着红缨子，鬼头刀把上系着红绸子，人们习惯把它叫“红枪会”。

1924年前后，潼关常有土匪集结拦路抢劫，奸淫掳掠，扰乱百姓，无恶不作。面对兵匪祸患，潼关各地先后兴起了“红枪会”。

东庄的“红枪会”始于1924年，从河南传入，据传教人说，红莲教、黄莲教、白莲教三教归一。红缨矛子叫“红枪会”，黄缨矛子叫“黄枪会”，蓝缨矛子叫“白枪会”，用红、黄、蓝颜色分教种，其他地方有黄莲教、白莲教。

年满18至45岁的男性公民，只要心虔都可加入“红缨会”，入会后每个人做一个白布兜，这肚兜是双层的，里面装符(黄表-绺用朱砂砷砂画的)，肚兜外面画着“八卦太极图”这是红枪会的标志。“红枪会”供奉的神有“无量祖师”、“观音菩萨”、“关圣帝君”。

“红枪会”凭神凭法凭英勇消灭敌人，保护自己。传教人宣称入“红枪会”的人只要喝了符、念了法，刀砍不进、枪打不入。

红枪会的神坛设在城门口的官房，每个弟子每天晚上都要到神坛去，跪在神像前默念请神法，“吾太勒密夫”数遍。神坛内的墙上依次挂着鬼头刀、肚兜子，墙根靠着红缨矛子，甚是威严。

二十年代东庄的“红枪会”和杨家村、野鹤沟两个村“红枪会”组织的民团狠狠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大涨了人民群众的威风。

当时推选有声望的杨家村的村民杨青畅为民团“团长”，他们打着民团红绸子旗，唱着歌，浩浩荡荡，甚是威武。

1926年前后，潼关县境内有以孙根胜为首的土匪约一百多人，扰得地方很不安宁，经常活动于歇马沟、太峪口河坝和太峪通往洛南的要道上，多数是天刚明或夜刚黑时拦路抢劫。有的土匪在光天化日之下，入室抢东西。

1925年收麦期间的一天早晨，群众在村里收麦、收大烟，这些土匪在下河地里把群众收的大烟罐子提走了，临走时打了几枪。

有一天，区民团联络200多人，围攻土匪窝子，孙根胜闻讯拉上杆子往南山跑，逃到蒿岔峪和“红枪会"遭遇打起来。

“红枪会”当时有好几个民团，得道多助，前后左右四角把土匪包围起来，打了个瓮中捉鳖。打仗后，各民团清点人数，无一人伤亡。

“红枪会”这一仗战果辉煌，善车口民团团长刘继贤率领的“黄枪会”带回土匪拉的两个票，经询问得知一个是吊桥盐店的经理，一个是管账的先生。

“黄枪会”各位弟子回来头上都戴着一个新草帽，是缴获的“说票人”给土匪送的礼物。

李家村民团团长刘玉峰带领“红枪会”活捉了一名土匪，把土匪捆绑起来，使土匪痛得大声嚎叫：“爷爷，把我饶了。”

民团团长杨春畅带领的“红枪会”骑着大马，挎着手枪回来。他们缴获的东西也很多，其中有枪支、银元饰品、衣服等。

由于人民的武装斗争，大大灭了一些豪绅的威风，土匪邪恶势力也受到沉重了打击。从此，东庄、杨家村一带安静了许多。

潼关党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潼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者视潼关为军事重地，一直重兵驻扎，同时加强军、政、警、特力量，对潼关进行控制。

1928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杜松寿同志到东路视察工作时来过潼关，但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国民党驻潼关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也曾试图在潼关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组织，但也未建立起来。

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徐国祯、马呈瑞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但是在1931年潼关遭遇“霍乱”疫情时，积极组织一些绅士跟地方驻军和潼关县政府交涉，恳请上级迅速采取措施消灭疫情，表现出中共党员应有的本色，为潼关的社会安定和把革命事业推向进步做了一定工作。

1934年，潼关正东区雷家营(现属河南灵宝市管辖)革命青年雷治中受党组织派遣，由北平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曾组织团丁枪杀其胞兄雷治和，让共产党员马凌仙当了团长。但没过几天，即遭到残酷镇压，雷治中、雷正化、李志玉三人被杀害于潼关城西郊刑场，马凌仙陪桩后，以共产党员要犯押解河南陕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0年中，潼关虽未建立起中共组织，但潼关人民积极销毁并抵制日货，同樱花国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潼关群众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的热情未减，革命的步伐一直未停。

潼关党史：大革命失败后的潼关

1927年6月上旬至中旬，冯玉祥与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徐州、郑州举行会议，促成了“宁汉合流”叛离了革命。

1927年7月6日，国民军驻陕总部副司令邓宝珊在宴请各机关代表的会上宣布：“冯玉祥来电， 要求进行清党。”

1927年7月11日，邓宝珊即派史可轩政治部保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学员组成一个旅开往潼关，听候命令。此时冯玉祥已随蒋反共，明令反共清党，各地的革命运动由此进入低潮。

1927年7月初，按中共“五大”精神，中共陕甘区委撤销，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实行特派员制度，对各地中共党组织进行指导。中共潼关特支改为中共潼关支部，直属省委领导，支部书记仍由徐国帧担任。由于形势急转直下，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建立秘密的组织隐蔽工作和保存势力、积蓄革命力量”的指示，中共潼关支部坚持开展党的工作。

由于东路特派员未全力设法在潼关开展党的工作，致使潼关支部得不到省委的领导，加之潼关白色恐怖的笼罩，党的工作举步维艰，从此，潼关党的工作进入低潮。

1927年7月，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后，刚刚成立不久的潼关党组织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被迫停止活动，党组织和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潼关革命事业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

1928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杜松寿到东路视察工作。杜松寿在潼关停留时，曾联络地下党与国民党开明人士组织群众近万人在县城大市场举行声援“济南惨案”的受害者和讨蒋大会，地方党政要员，驻军官兵、群众代表曾先后发表演讲，怒斥蒋介石窃国篡权及向樱花国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丑恶行径，声讨日军屠杀中国军民和山东特派员蔡公时等18名外交人员的罪行。

1928年6月，潼关西峪口农民张瑞五因不堪税重之负，联络正东区姚青里、阌乡、马店里、宋村里、小猛口、寺底、安上(当时属潼关县管，后划归阌乡县管辖)等村农民万余人，奔赴阌乡县“交农”要求减免粮税，经当地乡绅张克宜出面调停，“交农” 运动获得成功。

杜松寿(1906-199年) 陕西华县人，1925年至1926年在燕京师范大学求学，1935年至1937年在上海参加新文学运动。1951年至 1952年任西北人民出版社总编后，调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做文字改革工作。

雷治中(1916-1934)，原潼关县正东区人。1931年，小学毕业考入西安无线电学校，后到山西汾阳军官学校学习，结业后任谍报员。1933年5月，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副连长，随吉鸿昌、许权中等人潜伏京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同盟军失败后，跟随许权中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遇害。

雷正化、李志玉：当时李志玉为潼关正东区民团副团长，雷正化为分队长。二人对雷治和多有不满，经雷治中教育，他们愿与雷治中一起为民除害，枪杀雷治和时，雷正化、李志玉起了一定作用。

蔡公时(1881-192年)江西九江市人，早年以讲学为名，宣传进步民主思想。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策动江西独立。1913年参加讨袁护法运动，后赴樱花国学习。1916年在北平创办北平民国大学。北伐军进入山东时，日寇竭力阻挠北伐的进行，蔡公时奉命赴济南与日方交涉，据理力争，痛斥日寇的暴行，被日寇残忍杀害。

邵力子

邵力子（1882年12月7日—1967年12月25日），原名邵景泰，字仲辉，号凤寿。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复旦大学杰出校友，早年加入同盟会，并与柳亚子发起组织南社，提倡革新文学。民国九年（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持上海《民国日报》，任总编辑。

民国十四年（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十五年（1926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十六年（1927年）后，历任甘肃省主席、陕西省主席、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驻苏联大使等，主张国共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等。

人物生平

邵力子（1882年—1967年），绍兴陶堰邵家溇人，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词为笔名，自称为“勤劳之人”，从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

1902年乡试中举。

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结识于右任，成莫逆之交。

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

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

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思想，三个月就被反动当局查封。10月，又创办《民吁日报》，继续革命宣传，仅42天又遭查封。11月后，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

1910年夏末，重回上海，与于右任等人一起创办《民立报》，倡导国民独立精神，积极宣传北伐，成为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

1913年，《民立报》停刊后，到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后任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

1914年，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7月，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6年1月，与叶楚伦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经理兼编本埠新闻，报道“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

1919年，《民国日报》辟《觉悟》副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邵以国民党员特别身份跨党参加）。

1922年10月与于右任等筹办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之上海大学，1923年，历任副校长、代理校长。

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宣传新三民主义，积极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5年夏，因参加领导五卅运动，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离上海去广州。5月起，历任黄埔军校秘书处长、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

1926年1月，任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1月，以国民党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会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国民党常驻中山大学代表、校理事会成员。

1927年5月回国。

1928年2月起，邵力子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国公学校长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任职期间，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呼吁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

1935年11月，任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委。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一度遭拘禁，后参与中共谈判，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与蒋介石、张冲组成国民党代表团，同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会谈，奠定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准予《毛泽东自传》在《文摘》上发表。

1940年5月，出任驻苏大使。

1942年10月回国后任国民党参政会、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1945年，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重庆谈判，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会谈，对促进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次年，任国民政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国民大会筹委会委员。

1949年2月以私人资格随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在石家庄会见毛泽东、周恩来。4月参加以张治中为首之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周恩来为首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判，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后因国民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邵遂与张治中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出席了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先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同时在全国文联、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任各种重要职务，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他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力主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更致力于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毕生精力，被誉为“和平老人”。

1967年12月25日卒于北京，终年85岁。

1967年12月28日，邵力子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由蔡廷锴主持，朱蕴山致悼词。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追悼会。

和平老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怒潮涌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邵力子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

1933年春天，邵力子在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其时爱国将领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他与杨将军实行军政分治，主要注意发展农林水利事业，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并着力发展交通文化事业，力求造福民众，同杨虎城相处很好。后来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进驻陕西，他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对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并且，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

西安事变爆发，邵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亦同蒋介石一起被拘禁。事变第二天，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乘机劝导蒋介石说：“事已如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时，邵力子和张同住在溪口，名义上为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要邵力子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就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号召全民团结抗日，接着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主张国共合作，一对外。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协商合作抗日。他认为国难日益深重，国家危在旦夕，必须大力赞助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

1938年，邵力子在其《望国民向前迈进》一文中，着重指出中国胜利之路，是“彻底抗战，终不屈服”，表明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主张。同年初，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他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说时，他针对国民党内的卖国投降活动，着力阐明，要将“和平运动”的译名改为“反侵略运动”，向全世界严正表明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以免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曲解。在邵力子的主持下，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为揭露日军暴行，进行反侵略宣传，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援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邵力子一向主张中苏友好。抗日战争时，他更力主和苏联结成联盟。1940年初，他抱着增强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以利抗日战争的目的，出使苏联。在驻苏大使任期内，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行国内。皖南事变及苏德战争爆发后，邵力子坚持认为“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并通过做报告、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介绍苏联情况，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加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加强人民外交起了积极作用。

邵力子在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他力主对国共争端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以期两党继续合作，一致对外，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1945年8月至9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到重庆开和平谈判。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参与了和谈。他认为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他虽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但致力于《双十协定》的签订，因而获得“和平老人”的美称。

1946年初，在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大力赞扬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希望国共两党在和谐中解决问题。显然，他是谋求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携手并进，建设祖国。可是蒋介石的种种做法，使他大失所望。因此，在南京单方面如开伪国大时，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拒绝参加伪国大的选举。

1949年初的国和共谈，邵力子一本初衷，和章士钊、张治中等起了很大的的促进作用。1948年末，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于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1月21日宣告下野。次日，代总统李宗仁就任，即决定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代表，并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准备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正式谈判之前，在邵力子的协助下，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以章士钊等3人为代表团成员前往北平，并要邵力子以私人资格一同前往，同中共先就有关和平问题交换意见。2月14日，邵力子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平。在2月20日中共举行的招待会上，邵力子发表演说：“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经过初步商谈，取得中共谅解，为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3月中旬，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组成，原定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他一再坚辞，遂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飞往北平举行谈判。和谈中，南京方面代表大部分不愿接受“惩治战犯”这条，惟邵力子例外。谈判结果虽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国民党方面不肯签字，谈判遂告失败。邵力子毅然决定留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式上，他庄严地表示：誓以至诚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一切决议而努力。热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忠诚合作。一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方面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随时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早在1954年，他就及时地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即为突出一例。

1956年，邵力子任民革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联系晚清、北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上层人士，经过学习，启发自觉，并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为社会服务，很多人思想认识有了提高，爱国观念有了增强，精神面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邵力子对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始终特别关怀，一贯尽心尽力。不顾耄耋高年，衰弱之躯，经常撰写文章，发表谈话，通过电台广播、国内外报刊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对台湾当局与在台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志、老部下，进行争取工作和宣传工作，向他介绍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早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邵力子的一生，为谋求祖国的独立、统一、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止，坚持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而奔走折冲，不遗余力，几十年如一日；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大家之所以称他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战士，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公认他是国民党中民主和进步人士表率，实在不是偶然的。

爱乡楷模

邵力子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经常对亲友们说：“每个人应爱祖国，爱家乡。我们的祖国和家乡也实在太可爱。”不断勉励家乡人士要为祖国、为家乡增光，1933年3月上旬，他回故乡绍兴时，曾作过题为《从绍兴到世界》的演说。大意是：故乡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祖国必然会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连故乡都不热爱，你还能谈到热爱祖国吗！他言行一致，既一贯热爱伟大的祖国，又始终关怀故乡的进步。

邵力子早年离乡，长期居外地，但一直十分热爱家乡。对有关家乡的文化教育、农田水利和其他公益事业，都非常关心，鼎力赞助。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担任绍兴七邑同乡会的副议长，积极筹办“绍兴旅沪公学”，任副校董。他生活上俭朴，但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总是慷慨解囊。20世纪30年代初，远在兰州任甘肃省主席时，听到绍兴尚无一所完全中学，当即出银币1000元，派人与朱仲华、金汤侯等地方士绅商谈，于民国二十一年6月创办“私立绍兴中学”，并亲书“卧薪尝胆”四字作为校训，以培训爱乡报国之才。次年春回乡探亲，目睹乡村中迷信盛行，教育落后，又出资兴修绍兴陶家堰邵家溇的明强小学、白塔头的运川小学。三十三年冬，奉母灵柩回乡安葬富盛金家岭，当了解该村无一农家子弟入学时，则决定利用坟庄房屋，出资办起“棠阴小学”，还购置渡船，接送邻村农民孩子入学。1932年，他大力支持学生朱仲华等在绍兴创办完全制中学（后改名为稽山中学），担任设立人会主席。他把兴办教育事业看作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所以始终热情关怀，积极赞助。

邵力子对家乡的文化事业很关心，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把做好这些工作视为热爱家乡的具体行动。1934年，同盟会员王子余先生倡议撰绍兴县志，邵力子竭力赞同，在县资料初稿编成后，主动出资汇款，协助付印。

他还提倡围湖、围海开垦，大力支持维修三江闸，并且私人出资疏浚陶家堰的贺家池，为家乡的农田水利事业作出了贡献。

拳拳之心，感人肺腑，深受家乡人民怀念。《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等有录。

任职西安

1933年3月，蒋介石为了削弱杨虎城将军的实力，以“军政分治”为名，免去了杨虎城的陕西省主席职务，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主管军事。然后，调甘肃省主席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

1933年春，邵力子携夫人傅学文自甘来陕任职。对于古都西安，他并不陌生，早在1907年他与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时，就经常听到于右任介绍西安的文物古迹和风土人情，1910年，经于右任介绍，29岁的他应聘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就住在菊花园的学校里（现西安高级中学），不久，因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而被地方当局驱逐出境。二十多年后，他以一省之长的身份重返西安，不禁感慨万分。

陕西的形势十分复杂，有杨虎城指挥的西北军，不久，又来了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军统和中统也在西安有很大的势力。作为一个文人省主席，他严守军政分治的方针，十分尊重张、杨两位将军，但绝不过问军事，只是认真履行省主席职责，着手健全各地机构，整顿吏治，将主要精力放在陕西的经济建设上。

他聘请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完成了由杨虎城发起的泾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也逐一完成。为了发展农业，他督促各县，共凿井十万眼，开荒造林，还创办了武功农林学校。还资助夫人傅学文创办了助产士学校，推动科学接生。很快赢得了三秦民众的爱戴。

当时上海有个以表演艳舞著称的梅花少女歌舞团想来西北淘金，以为落后的西北对这种时髦的演出肯定会大感兴趣的。便致函邵力子，请他大力关照，并答应到陕后，首先为省政府官员专演一场，务必赏光。可是邵力子早已风闻这个歌舞团的名声，认为这种袒胸露腿的演出会污染西安的纯朴民风，便叫秘书回函说：西北社会清苦，如来演出，恐将入不敷出，希慎重考虑。这个歌舞团只好作罢。当时许多报纸登出花边新闻：“邵力子婉拒粉腿入陕。”

1935年，邵力子的女儿邵伟志想从上海来西安看望父亲，邵力子复信告诉女儿，一路上勿向人说出自己身份，沿途要留心旅客民众的谈话，尤其是对陕西政府的意见。如果别人一旦知道你的身份，一定是满口赞扬，谁还敢大胆真言。

邵力子是清末举人，尤善书法，平时前来求字的人不少，他从不拒绝。当时西安东大街新开一经营淮扬菜的大华饭店请他题写店名，他也欣然题写了“大华饭店”四个正楷，并一笔一画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个题字的牌匾至今仍还悬挂在店面。

1936年12月12日晚，西安全城突然枪声四起，邵力子从梦中惊醒，披衣到院中察看情况，却被一队士兵押走了。此时原住在解放路（原名中正路）西京招待所内的国民党大员也被囚禁了。关押时，邵力子才知道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抓了。第二天，邵力子就被杨虎城释放了，他前去看望蒋介石，蒋问他事先是否知道此事，他老实回答不知道，还乘机劝导蒋介石：“委座，事已如此，还是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的要求（指张、杨将军）似乎也可以考虑。”蒋介石听后一言不发。

西安事变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要邵力子与张学良同住，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是对邵力子的一种变相处分。从此，邵力子离开了他主政四年多的西安。不久，蒋介石发布命令，免去了邵力子陕西省主席一职。

邵力子先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他1921年加入共产党，属于共产党早期党员。但是，在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的1926年，邵就转入了国民党，而且转之前还征求过瞿秋白的意见。所以，他不能算是叛徒。

解放以后，邵力子一直住在东四五条，为人低调，深居简出。不过，由于他在国共谈判中作了不少贡献，被毛公称作“和平老人”，他生前的地位还是蛮高的。

东四居委会曾经多次请住在这一片的知名人士讲述自己的故事，比如住在四条的名士楚图南先生，嫁到中国的荷兰皇室之女米拉小姐，都参加过街道的座谈会。而邵力子先生因为自己背景复杂，很少肯亲自出面，实在逼得急了，也就是请家人出面抵挡一下。

居委会如何能把邵先生逼急呢？一点儿也不奇怪，居委会也是一层组织啊。

唯一一次邵先生参加座谈会，却是语出惊人，回忆起了西安事变，说他差一点促成了西安事变的提前爆发。

在蒋张矛盾激化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谋划，将对蒋介石进行兵谏，但因为尚有部分准备工作，日期并未决定。然而，12月8日，当时担任陕西省省主席的邵力子，却和杨虎城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一个是方面大员，一个是驻军首脑，邵杨二人关系不错，见了面谈几句话本来不算什么。杨虎城也顺便试探邵力子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但是邵力子的回答让杨虎城胆战心惊。

邵力子对杨虎城说：我担心可能发生类似日本二二六事变的事情。

二二六事变，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与西安事变的情况颇为相似。

这句话出来，杨虎城大吃一惊。难道有什么东西暴露了？他和张学良的谋划十分周密，连共产党方面也不知道（共方是1936年12月13日接到刘鼎的电报才了解此事），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然而，这个邵力子怎么会如此回答呢？

此事事关重大，杨虎城虽然刀客出身，胆大心细，也不禁吓得把手中的纸烟落在了地上。邵力子当时看到杨虎城色变，但并未深思。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才对这一幕回忆起来，明白自己差点儿造成了大麻烦。

邵力子属于国民党中央派到陕西掺沙子的人物。杨虎城被他一吓，疑神疑鬼，第二天因为一个误会，认为东北军瞒着他已经动手，竟派警卫营将中央大员们看戏的励行社剧院团团包围，连张学良也围在里面。幸好误会迅速解除，杨的补救手段不错，赶紧自己也赶去看戏。励行社中的国民党大员们看完戏一看，周围都是实枪核弹的西北军官兵，还纷纷夸赞十七路军布置的警戒真是漂亮——废话，准备抓你的阵势，能不漂亮吗？

这样，西安事变最终还是按照张学良的安排，在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

那么，邵力子说这个话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邵力子担心的是东北军下层发动兵变。蒋介石此前曾到王曲东北军的军官训练班进行训话，蒋介石训话一向外行，有听完委员长讲话后崇拜顿消的说法，这次也是一样。尤其是蒋特别提到攘外必先安内话题，所以东北军少壮派官兵当场就用集体在地上蹭脚的方式表示不满，以至于合影最后都没有作。第二天，东北军中有人扬言武装反抗。

而张学良对东北军的统驭，也的确有时候不那么可靠。1935年11月，张赴南京开会，临走一再交待军事上不要做任何行动。结果他一走，军长董英斌就调整前线部署，结果107师牛元峰所部被红军徐海东部全歼，106师也遭到重创。急得张学良连夜飞回西安，因为中途大雾，一直降到200米高度飞行寻找地标，差点儿迷航丧命。

所以邵力子的意思是和杨虎城交换一下意见，如果东北军少壮派挟持或者绑架张学良，需要早作准备。

不料却是无心插柳，差点儿把杨虎城吓坏。

邵力子先生讲，西安事变后，由于他和蒋百里都是支持张扬主张的，蒋介石一度怀疑他与张杨为同谋。还在被押期间，蒋就在接见邵的时候反复询问：“他们做得这事，你事先知道不知道？”

邵老实回答不知道。事后才知道蒋也同样问过杨虎城，杨答知道，从此陷入深渊。说来也是颇有些后怕的。

计划生育 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第一人

许多人都知道，在我国制定计划生育国策时，绍兴籍人口学家马寅初功不可没，正是他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他却不是最早的提出者。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另一位绍兴乡贤、“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

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

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他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观点。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他又一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

邵力子所以能率先提出并多次呼吁计划生育，这与他切身感受到的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的关系。邵力子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当年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年又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因此从她32岁那年起就与丈夫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本人与前妻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妻子怀上第六胎时，她的痛苦无以名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然而邵力子找遍了当时的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就自己狂奔，想以此掉胎，结果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这个悲剧让邵力子刻骨铭心。

贺耀祖

贺耀祖（1889—1961），湖南宁乡人，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6年回国后在湘军任职，1917年任湘军暂编第1师1旅1团团长，1920年任湘军暂编1师1旅旅长，1923年任湘军第1师师长，1926年7月投靠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师长，参加北伐，1927年初兼任北伐军江右军第3纵队指挥官，3月任第40军军长，4月任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1928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第3纵队总指挥，1929年4月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30年5月任徐州行营主任，1931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9月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1934年11月调任中国政府驻土耳其公使，1935年4月授陆军中将衔，1937年4月任兰州行辕主任，1938年2月加上将军衔，8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底任驻苏联特使，1940年回国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1942年12月调任重庆市市长兼重庆防空司令，1945年5月再次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2月辞职，1947年5月任战略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8月13日在香港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61年7月16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