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助蒋 张钫收容杂牌军

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瓦解阎锡山、冯玉祥部队的经过

蒋介石在这时，又托邵力子等几个友人劝张钫说：“战事胶着不能解决，实为国家之患，地方人民都受其害。你纵然不放一枪，冯玉祥也不会对你原谅，公谊私恨，你都应该尽力，希望你本着辛亥革命的精神，为国家效劳。”

张钫那时，并无中心思想，又因本是不甘寂寞的军人，就不免见猎心喜，便答应了蒋介石对张钫的希望。

蒋介石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让张钫收容杂牌队伍，并分化冯玉祥的内部。

张钫当时向他提出了要求和意见：

1.准备大宗款项、子弹，由张钫自由分配；

2.变更战略，从豫西、豫南入手。

蒋介石都答应了，张钫对蒋介石谈：冯玉祥性多猜忌，手段毒辣，他对苏联，对国民党，对友人，对部下都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实，使人对他只有畏惧，而没有信仰，所以自韩复榘、石友三倒戈以后，他们团体已经破裂。

这次战事开始，战略就错了。河南四战之地，宜战不宜守。他布防平野，不知据险，又把杂牌军队置作外围，自已的主力军队不肯牺牲。

豫西、陕西又是灾区，内防民而外对敌，乱在肘腋而不知，一处破裂，全盘动摇。

阎锡山为人柔奸欺诈，乃是多年为人所共认的大滑头，冯玉祥对他本怀忌恨，只因去年受了种种挫折，才陷入阎锡山的头圈套和他合作，但是他们二人各有怀抱，势孤则暂时相顾，力充则互争雄长。

他们这种貌合神离，各怀异心的结合也决不能持久。

现在如果能把冯玉这次的外围杂牌军队收编，冯玉祥的主力也自然分化。

调部队加入南、西两方面作游击战，策动地方团队以扰陕、洛，出奇兵直捣巩县、荥阳主力指向许昌、郑州，这样寻隙插缝，则开封、兰封之敌不战自溃。

这个策划必须动作迅速，才能收功。

冯玉祥多疑，纵有所闻，一、二星期内必尚犹豫想不出对策。

军队部署既定，冯玉这次对此颓势即难挽救，收复中原指日可待。

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让张钫担任第二十路总指挥，所需饷弹，电要即发，决不迟误，并且说：“明天就派飞机送你到漯河布置一切、部队按照计划即时调拨，两星期內都令到达各目的地。这个计划的进行，必须秘密而且迅速。使敌人措手不及，才能奏效。”

张钫只带了一个人乘战斗机飞往漯河，声言是到漯河设立河南省府办事处，暗中派人到对方各部队中作分化收买工作。

当时万选才部宋天才等号称四军；樊钟秀阵亡，其部下约两师之众，由李万林带领受编；王殿阁、李万如、范龙章、赵冠英等约四师人，归张治公统辖，驻临汝以西伊、嵩、宜、洛间，均先后受编。

王振一个军驻鄢陵，联合后，被徐源泉解决，致各杂牌有了戒心，乃给重金着开往安全地带，这样阎锡山、冯玉祥的外围才完全崩裂，纷纷投降。

潼关党史：中共潼关特别支部的创建及主要活动

国民党潼关县临时党部成立不久，1927年4月初中共潼关特别支部成立，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驻地潼关县城，时有党员5人，赵和民任书记。

1927年5月徐国祯任书记。同年7月中共潼关特支改为中共潼关支部，隶属中共陕西省委，仍由徐国祯担任支部书记。不久，在冯玉祥“清党”清党反共的白色恐怖下，中共潼关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停止了活动，并自行解散。

中共潼关特支的创建

1927年1月，曾在陕西东部渭华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赵和民到西安向中共陕甘区委书记耿炳光汇报渭南、华县、潼关一带的农运、 学运情况和冯玉祥部队在东路各县的情况，党组织遂派赵和民到驻渭南的国民军第三路军第十九师工作。

1927年2月中旬，冯玉祥第三路军十九师在师长吉鸿昌率领下移驻潼关，赵和民任师部机要秘书，他同该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张肇勤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3月，赵和民等人根据中共陕甘区委《关于组织、宣传工作及农民、军事、国民教育、学生、职工、妇女、青年等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精神，酝酿建立中共潼关特别支部(以下简称中共潼关特支)。

1927年4月初，在国民党潼关临时党部的基础上，时任十九师师部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赵和民等人积极组织创建中共潼关特别支部，赵和民任特支书记，党员有宣侠父、张肇勤，后又吸收了徐国桢、马呈瑞和两名青年工人入党。

中共潼关特支成立后，冯玉祥派凌勉之、任右民(当过冯的秘书，时任渭南县长)与赵和民同去陕州做刘镇华的工作，赵和民给区委写信汇报了中共潼关特支创建工作情况，并遵照区委指示，将中共潼关特支的书记工作移交给徐国桢。同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改中共潼关特支为中共潼关支部，徐国桢任支部书记，直属省委领导。

中共潼关特支的主要活动

中共潼关特支创建后，广泛进行革命宣传，积极动员、组织进步青年、船工、商户和各界同情革命的人士，举行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得到了潼关国民党临时党部鼎力支持和积极协助。

1927年4月16日，中共潼关特支组织民众在县城大市场举行了拥护国民革命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大会，参加集会的各界群众近万人。会后，中共潼关特支带领群众游行，声援冯玉祥东征，会师中原。

1927年4月18日，中共潼关特支组织印发了《关于开展红五月纪念活动宣传大纲》，并组织利用 “五四”、“五九”、“五卅” 纪念日，举行集会游行，进行革命宣讲活动。

1927年5月1日，潼关军民近两万人在“红场”(冯玉祥命名，原大操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中共陕甘区委派宋树藩(蔚青)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后，军民联欢，共同进餐。席间，吉鸿昌要来者吃饱、喝好。此间，掌声、笑声、欢呼声融为一体，军民欢聚，异常亲密。

1927年5月6日，潼关军民近万人在城内东北“红场”召开各界追悼燕京“4.28”烈士李大钊等遇难大会。中共党员赵和民主持。冯玉祥偕中共党员刘伯坚参加大会。

冯玉祥大统领在大会演讲时失声痛哭，悲愤交加，他号召三军誓师东征，消灭军阀，为死难烈士报仇。会上刘伯坚和教师代表、中共党员马呈瑞及商界代表任福荣等先后讲话，他们义正辞严，悲壮感人。

1927年5月9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潼关军民在县城举行“五九”纪念活动，特支书记赵和民主持大会。

学生、教师、青年、船工、商贩代表先后讲话，愤怒声讨樱花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丑恶行径，怒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I农群众的罪行。

1927年5月30日， 中共潼关特支组织民众近八千人在县城“红场”隆重举行纪念上海“五卅”惨案两周年大会，哀悼在惨案中遇难的革命同志。

于右任、刘伯坚、鹿钟麟、薛子良和陈锦中女士莅潼参加大会，并分别在纪念会上发表讲话。会后观看了新剧《五卅惨案》，使民众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1927年5月下旬，共产党员马呈瑞在家乡九街营(时属潼关县正东区管辖，现为河南省灵宝县阳平镇)小学成立了正东区农民协会，并集合了附近的徐家营、乔家营、邓家营、庙底等村的1000多名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浩浩荡荡地在河南灵宝阳平镇街上示威游行。

游行农民高呼“打到帝国主义”、”打到军阀反动派”、“打到土豪劣绅”等口号，宣传了革命思想，大长了受苦农民的志气，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

在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下，全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1927年6月1日至8日， 陕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潼关农民代表冯成彦参加了大会。

会后在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和吉鸿昌的支持下，潼关南塬农民协会成立。赵和民、吉鸿昌应邀参加大会并讲话，号召并鼓励青年参军，以实际行动支援东征。

1927年6月下旬，为提高潼关青年教师的新文化思想，对他们进行革命和民主思想教育，中共潼关特支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农村教师养成班，共有36人参加。

由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讲课，重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使农村小学教师受到了一次教育、启迪、培养和提高，为潼关各个小学提倡新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对新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分散隐蔽

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在陕西、河南进行清党反共活动，加之一些地方 党组织未建立完善，尚立足未稳和反动派的告密陷害，许多同志不能立足，各地组织松懈，又不注意秘密的技术工作。另外邮局检查又特严，省委很难直接对各地工作进行指导。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对各级组织进行调整，健全各地组织，开展秘密工作，减少下级与省委的直接联系。

在此原则下，省委对各地工作实行特派员制度。全省共分六路，每路设特派员一人，东路由何挺杰任特派员，直接对省委负责，管理指导潼关党的工作。“各路工作除东路外，均无甚起色，特派员也只是消极的‘看管主义’，并未以全力以赴积极开展工作，各地党组织得不到上级充分指导，由涣散而消沉下去，咸阳、潼关、同州各支部均无形消失”。

潼关是中共陕西党的活动和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县份之，党组织虽然成立时间短，但是做了大量工作，初步唤起了民众觉悟，为共产主义思想在潼关的传播和兴起，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等方面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1919年5月4日，燕京以青年学生为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1915年5月9日，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与樱花国签订《二十一条》。条约签订后，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日”，举行“国耻纪念日”活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樱花国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大不列颠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隐国巡捕竟开枪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潼关党史：邓小平在潼关

1927年，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在西安北院门成立，为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部创办，实际上由中共陕西组织直接管理。

史可轩(共产党员)为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部部长、校长，许权中(共产党员)时任军校总队长，邓希贤(即邓小平)为政治处长，李林(共产党员)副校长兼教务主任。学校还设立了中共特别支部，高克林任书记。

中山军事学校主设政治课和军事课。邓小平主讲政治课，内容有《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等。邓小平实践经验丰富，讲课生动活泼，他在讲课中经常穿插典故和笑话，风趣幽默，深受学生欢迎。军校因有邓小平、许权中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的领导，军校的政治气氛浓烈、军事训练严格，在省内外享有较好的声誉，时有“西北黄埔”之称。

1927年4月，邓小平离开西安中山军事学校，随冯玉祥部东征，与北伐军会师中原。

邓小平进驻潼关后，巧遇武汉国民政府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赶至潼关，做拉冯反蒋工作。冯玉祥对武汉政府这一做法置若惘然，但为了表示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尊重，于5月中旬在潼关召开军人大会，举行欢迎邓演达主任仪式。

邓演达借此机会，发表演说，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事实，赢得了与会军人的共鸣。

演讲结束，邓演达带头振臂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口号。顿时，“打倒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回荡在潼关县城上空，惊天动地，许久不能平静。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出乎冯玉祥意料，认为喊这种口号不利于联合北伐，打倒奉系军阀张作霖，因而对此非常气愤，但碍于邓演达是武汉国民政府东征军总政治主任，冯玉祥的火爆脾气没有发作。

事有凑巧，“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平息后，忽从会场军队后排一角走出一位身穿灰布军装，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的青年邓小平，他急步走到会场左前方，操着四川口音，举拳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声似洪钟，铿锵有力，然而这非同凡响的三声呐喊，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冯玉祥顿时怒形于色，立即宣布散会，并下令军法处带走邓小平，并对在场的政治部副主任郭春涛严厉地说：“谁要打到蒋介石，是他的自由，我不干涉，但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就不能喊打倒蒋某人。”说罢，气呼呼地走了。

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春涛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找到国民革命军第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刘伯坚，想利用冯玉祥与刘伯坚的密切关系，请刘伯坚出面斡旋，平息事态。经刘伯坚从中说情言和，冯玉祥的气消了，第二天就释放了邓小平。

邓小平的革命胆略，极大鼓舞了一些党员和革命者的斗志，使他们对蒋介石分裂党、清党反共搞独裁专制的反革命行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使一些些党员、国民党左派、第二集团军中部分官兵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自觉性。

李万如

1896—?

国民党军将领。河南省邓县人。早年入陕西讲武堂第一期步兵科，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司令等职。1936年4月被授予国民党军少将军衔。1945年11月退役。

范龙章

范龙章，(1898-1972)，河南伊阳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九期，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师师长。

字卓云，蔡店乡郭村人，幼年家贫，三岁丧父，家有薄地十亩，与母弟三人靠外祖父抚养，十二岁就学会犁地。

郭村以郭、赵两姓为主。范家门寒人微，孤儿寡母受尽欺侮。清末民初，灾荒频仍，民不聊生，不少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聚众拉杆，时称“刀客”或“趟将”。

辛亥革命爆发，以王天纵为首的武装，纷纷投奔革命。一次范与王天纵部相遇，遂对这些草莽人物产生了爱慕和向往之情。及长，有胆略，善交往。

1918年，到陕西周至县投镇嵩军当兵，先为马夫，后当听差。时陕西广种大烟，镇嵩军官兵贩卖烟土成风，范两年积钱200元，买成烟土，返家卖烟土得款700元，成了家，又买了6亩地。其地与本村局子头赵宝德的地相邻。赵欲买此地而不可得，后见郭家将地卖给范龙章，遂怀恨在心。不久，趁范不在家，诬范弟偷了他的高粱，将其活活打死。范为报弟仇，于1921年8、9月间离伍返里，因势单力薄，辗转奔走而不得手。后经人介绍，与临汝县鳌头山“杆子”姜明玉相识，并结为盟兄弟。范随姜占鳌头山，会聚桂老九、李悦等“杆子”二千余人，活动在临汝、伊阳、宝丰、登封、宜阳一带。对所率之众规定：不准奸淫，不杀无辜，不准拉小驴小牛；不准干扰百姓生产；公开财务，有钱大家花等戒条，甚得群众好评。其部先后攻破宜阳、江左、大口等十余城镇，打击豪富，击溃民团，缴获大量枪支，势力日益强大。但由于其队伍组成复杂，扰民害民之事也时有发生。

1924年秋，范率十余人返回郭村一举打死赵宝德兄弟四人和赵宝德的儿子。为弟报仇后，旋即离村。

1924年11月，范随姜明玉被镇嵩军憨玉琨收编，任副营长。1925年春升营长，年底又升团长。因函谷关阻击国民二军岳维峻部而名声大震。西安撤围之前，姜明玉升师长，范升旅长。

1927年，镇嵩军被编为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范升任师长。不久，范随姜明玉倒戈投向张宗昌。范守山东曹县数月，被冯军所俘，囚禁开封十八个月。

1929年5月，经孙良诚活动获释，重回豫西。是时，平等县马秀山、自由县潘复廷、伊阳县李云龙等地方豪绅都劝范举办“民团”，被范拒绝。旋即约邢玉丑、穆光裕、侯冠文、张举娃、陈玉洁等聚众3000余人，于当年7月19日攻克伊阳县城。破城后，范召集各路“首领”在郭村召开会议，自任豫西自卫军总司令，准备占据伊阳、嵩县、卢氏三县，统一地方行政，委派县长、区长。不久，由于伊阳县民团的反扑，范撤离伊阳，被孙良诚收编为一个师。

1929年底，孙良诚失败西撤，范的一个师仅剩一百余人。无奈，投奔万选才第六路军任旅长。中原混战中，万选才被扣押南京，范被河南省代主席李筱兰关押。未几，获释，复回豫西收编民众武装。

1930年，国民革命军二十路总指挥张钫将范部收编为一个师，任范为师长。年底，一二十路缩编，范任七十六师二二八旅旅长，驻开封一带。

1931年，二十路奉调到潢川“围剿”红军。夏，参加第四次围剿，范龙章的二二八旅为先头部队。杜甫店一战，范受重伤，住院治疗。伤愈后驻守漯河。

1934年春，蒋介石将二十路调往江西“围剿”中央苏区，二二八旅为先锋，开到南昌，得蒋介石五千元奖励。之后，在江西、福建一带进攻红军。

中央红军长征后，范部留福建进攻黄立贵师长所率的红军游击队，因此得奖金五千元。后到南京陆军大学高教班学习。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二十路改编为第十二军团赴上海抗日。范率部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不久，十二军团被解散，范部编入汤恩伯的十三军。范任独立旅旅长，参加台儿庄会战，旋赴江西参加瑞昌会战。

1938年，范因毒品案被撤职。年底，程潜成立自卫军，任范为第四路司令。后改任二十七纵队司令。归豫东游击司令杜恕指挥。

1940年，杜恕根据第一战区长官部的指示，与日军原田师勾结，共同防共反共。范表面敷衍，实则反对，不久率部冲破重围，越平汉线，进太行山区，后归二十七军指挥。

1941年，在家乡郭村创办慈云中学，给家乡子弟求学以很大方便。1943年，庞炳勋集团军投敌，二十七军被击溃，范不受孙殿英的劝诱，率所部二十七军两个营，由山西树掌镇突围，南渡黄河。是年8月，范在高树勋集团军新八军新六师任师长。

1945年10月，在河北邯郸协助高树勋起义，任民主建国军中将军长、副总司令。1946年10月，率民主建国军学习团赴延安学习。

1947年元月15日，经申伯纯、金城、周子健介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签字同意，范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先后在开封面粉厂、河南省参事室工作。1972年病逝于郑州。

传奇将军活捉国民党师长

1931年11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为粉碎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决定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围困黄安。

守卫黄安的是国民党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绰号“赵瞎子”。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红军击退了多股敌军增援部队，也歼灭了大批守城敌军。12月28日，红军对黄安城发起总攻，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王树声率领的红十一师，其主力团是张广才任政委的第三十三团。战斗打响后，敌军迅速溃败，纷纷逃窜。敌师长赵冠英化装成伙夫，并用一块破布包住瞎眼，向城外潜逃。当他逃到高桥镇时，被红军战士截住，送往团部。这时，张广才正在团部审问俘虏。轮到赵冠英时，张广才一把扯下赵脸上的破布，露出那只瞎眼。就这样，赵冠英被红军活捉，为此，张广才还受到徐向前总指挥的表彰。

徐源泉

徐源泉（1886—1960），出生于湖北黄冈仓埠镇，今属武汉新洲人。宣统二年（1910）毕业于南京陆军讲武堂。1911年秋，闻武昌首义，率学生300余人参加阳夏保卫战，任战时司令部学生队队长。后任上海光复军参谋、骑兵团团长。

二十岁那年，徐源泉随在武卫左军中任管带的族叔至安徽，入随营学堂学习，后保送进入两江总督端方创办的将备学堂，毕业后入南京陆军学堂任见习（实习教官）。开学两月，武昌举义，清廷唯恐发生如湖北新军那样的变乱，调任张勋部队包围学校，搜捕师生中的革命分子。为了保证教职员工的生命安全，校方决定解散师生，令各自暂且归乡。徐源泉和一部分同学由江苏返湖北，至武昌都督府报到。当时，1911年10月，汉口战况于革命军极为不利，清廷军队倾巢南下，以图挽回颓势。湖北军政府决定招募新兵，扩充起义军力量。黎元洪派人至徐所住的客栈向军校学生发出邀请。徐源泉号召学生军三百余人，自为队长，连夜渡江到汉口，于大智门火车站与清军激烈交战。此为徐源泉从军上阵的开始，也是他参加国民革命的开始，是他一生功劳薄最为光辉的一页，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详细地叙述。辛亥革命后，徐源泉在南北军队中辗转任职，后归属张作霖部下。“皇姑屯”事发不久，随东北军编入国民革命军，1929年，率四十八师驻防湖北，参加中原大会战，因战功提升第十军军长。1930年8月，蒋介石在全国设立“清乡”机构，徐源泉任湘鄂西边区“清乡”督办公署督办、鄂湘川“剿共”总司令等职，率领所属部队“围剿”湖北共产党洪湖根据地，镇压共产党在黄安、麻城领导的农民起义（史称“黄麻起义”）。1935年4月，晋升二级上将，1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从1929年起，命运的变迁，将徐源泉的军事生涯又一次地转移到家乡湖北，此后两三年内，徐源泉在老家仓埠建公馆，同时，在公馆的侧面，原仓埠巡衙署旧址上起屋办“仓溪小学”，后改为“正源中学”，即前述“新洲第二中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徐在武昌昙华林修建西式新古典主义公馆，将家眷安顿在此。每逢战事间隙，徐便赶回武汉与家人团聚。

1937年，南京保卫战开始，为了安顿唐生智誓死保卫首都的战时决心，蒋介石将大批军队调派给唐指挥，原以为可以作一段时间的坚持，拖住日军有生力量，赢得军队的喘息，换得南京政府逐渐向西撤退。驻湖北的徐源泉部也被派谴，急急东上，参与大战。徐的部队在南京城外围，被先被派守栖霞山，后被派守乌龙山，日军以海空军作强势攻击，徐源泉率军抵抗，但最终未能守住要塞。八日之内，南京城外围，所有的制高点相继失陷，最后陷落雨花台，日军居高临下强攻南京城，南京保卫战失败。

徐和他所率部队，以城外丘陵地带为掩护，得以撤离战场逃得性命。但是城内尚有中国军人十万突围不出，遭到日军残酷屠杀。

这一场生死惨烈的战事，对于徐源泉的心理状况，绝对有着很大的刺激，即便他曾经半生戎马，后几年，他于军界政界坚决引退，不能说与当年南京保卫战的亲历无关。

日军攻下南京，一路西下，直逼中原而来。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外围战役地段选在安徽、江西沿江城市进行，阻挡日军进攻军队，迫使其缓慢侵略步伐。第五战区统帅李宗仁因牙疾复发在武汉南湖疗养院住院，蒋介石委任白崇禧领导战事。当时，第五战区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在安徽境内与敌激战后退守霍山、六安等地阻敌前进。杨森部队守安庆，因力量悬殊血战四昼夜退出。徐部由霍山出太湖切断日军后路，令敌人伤亡惨重。第五战区令杨森部及徐源泉部在安徽一带坚守，作持久战的准备。如此才能给从武汉向西南的“大撤退”留一个稍稍和缓的空间——大武汉于沦陷之前的一番升平歌舞，皆由前方将士以血换取。

1910年毕业于南洋讲武学堂；在校时加入同盟会。1914年起，历任新疆督军府参谋，江苏陆军第六混成旅第二团团副，奉天陆军第三旅第五十五团团长。

1925年8月，升陆军第十五旅旅长，旋兼任第二方面军团第六军副军长。

1928年6月为天津临时保卫总司令，旋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一军团总指挥、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编遣时，任陆军第四十八师师长。

1929年夏，任国民党“讨逆军”第十军军长兼四十八师师长。

1930年3月任鄂北“剿共”总指挥，旋任第十军军长、第四十八师师长，参加“围剿”湘鄂西红军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清乡”。

1935年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湘鄂川边区“剿共”总司令。抗日战争初期，曾在南京，合肥一带阻击日寇，不久卸职，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武汉解放前逃往香港九龙。

七七事变后，曾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武汉失守后，擅自率余部撤到平汉路西，李宗仁以其违反军令，押解西安，电请蒋介石将其撤职查办。1942年，经军法总监何成浚求情，方无事释放至渝，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

徐在军事之暇，致力于创办实业和学校。在汉口开设泰丰花号、裕泰盐号、在汉阳创办砖厂、恒源银行；在渝开力义华化工厂；在汉口、沙市、湖南沼江一带设置码头。一九三一年，徐源泉任国民党十军军长后，威加故里，提出要解决家乡交通困难，资助家乡创办学校。为此他特将卢福田、林子俊及地方名流如熊祖谟(晚清秀才)请到徐氏公馆里，谈了他的打算。徐说，他准备在家乡做件好事，创办一所学校。但是他多年从军，没有积蓄，经费只能自筹。他打算成立一个轮船局，用这种方式解决资金困难，并请在座的卢福田、林子俊帮忙。卢福田、林子俊两人先不知徐请他们的用意听了不免感到突然。一阵沉默后，只好答应尽力而为。不久，卢、林之船租赁过户，成了徐源泉的船，“仓汉轮船聚义公司”被改成了“仓汉轮船局”。“仓汉轮船局”就这样产生了。时隔不久，徐源泉听到了闲话，说他以官压人，霸租别人的客船，便从武汉叶开泰处买下了“汉武”号，改“汉武”双车为单车，一分为二，制造了两艘客轮，取名“仓兴”、“仓汉”。即将卢福田、林子俊两船退还。卢、林自知争徐不过，亦为迎合徐的心理，将所租之船退掉，又将船员转到“仓兴”、“仓汉”上，他们自己便拜投在徐氏门下。“仓汉轮船聚义公司”被“仓汉轮船局”取代，卢福田、林子俊由实权经理成了名誉经理，实权落在徐源泉的心腹，十军军需处课长严慎轩手中。严虽是兼任经理(该局既没设局长，也无专职经理)，但却是徐源泉的代言人。 “仓汉轮船局”成立后，徐源泉先后又买下了“武湖”、“永安”两艘货轮。一九三二年，徐特为自己督造了一只专船，号“正源”。“正源”名义上仍由轮船局管辖。该局还代管徐的部属合资经营的“兴运”号及中南银行货轮五艘。至此，轮船局共辖有轮船十一艘，即“仓汉”、“仓兴”、“武湖”、“永安”、“兴运”、“正源”及中南银行五艘。

一九三二年，徐源泉控制了沙市、宜昌至汉口的长江两岸，亦即控制了川、黔、滇的鸦片由长江运往汉、沪的必由之路。徐便和汉、沪鸦片特业公会及烟土巨商互一起做生意。“仓汉轮船局”中的“仓兴”、“仓汉”为徐源泉家船。“仓兴”号走“汉口—六指店”航线，“仓汉”走“汉口—仓埠”航线。两船一来一往，每天各一趟，运客约两千，收乘客船费七角。两船每年约收款二十余万。一九三二年，正源中学创办后，除拨三、四万元给正源中学，(船员薪金四千余元及其它开支两千余元外，所余尽被徐从严氏机械厂特设机构处吞去.)每逢开学典礼，“仓兴”“仓汉”劳务必忙碌一阵。前一天，必须把船上打扫干净，准备好待客物品，再去接徐源泉或当时的名人如万耀煌、方本仁、陶希圣、林熏南等上船，他们去校视察或演讲，往返均需专程接送。凭此，可以代表轮船局的“仓兴”、“仓汉”，亦是徐沽名于乡里，钓誉于同僚的工具。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仓汉轮船局”最兴旺的时期，也是徐源泉投蒋以来较为得意的时期，轮船局之所以发展较快，也正是因为徐源泉的运气。一九三六年，徐的官船“正源”停泊在汉口二码头时，该船船员误丢火星到船上汽油桶里，霎时间，烈火熊熊，“正源”被烧沉在江中。过了几个月，徐的部属因对徐尽吞营运获利，局收管理费用太高不满，以无力继续经营为借口，卖掉了“兴运”。

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入侵脚步逼近了武汉，徐带兵慌忙西撤。徐首先想到的不是国破，不忘他的轮船局，明令凡能开到重庆的局属轮船一律开去，不能开去的就近卖掉。是年，“仓兴”，“仓汉”连同船员一并在宜昌卖掉；“武湖”、“永安”开到重庆不久，徐考虑时局动荡，战事频繁，即在重庆卖掉； “仓汉轮船局”自一九三一年开办，历时七年，至此，宣告倒闭。

1945年日本投降后徐退出军界，回湖北从事实业，接收大冶掂华煤矿公司，兼任公司理事长；赞助修筑仓(仓埠)水(水口)窑(窑头)公路，成立仓水窑汽车公司、在故里仓埠开办电灯厂、轧花厂、碾米厂、印刷厂、女子针织业社、春生堂药店、颐和绸缎铺以及广货、杂货、米行等。一九四六年，徐源泉将汉口一码头的趸船(此系徐抗战前买制，战时没来得及拖走或卖掉，后为日本人占用)换得了两条拖船，正名“正兴”、“源兴”。两船拖带木船，航行江湖之上，仍沿用“仓汉轮船局”之名。不久，他又买下了“重兴”、“宜兴”、“汉兴”。同年，“仓兴”、“仓汉”又回到了他的手中。第二年，徐的堂弟买下了“聚兴”。其部属不记前嫌，又买下了“捷兴”。“仓汉轮船局”一辖九船，居然恢复了抗战前的规模，超过了抗战前的固定资产，船人俱增，章程依旧。谁任经理呢?徐便把他的同乡，原“仓汉”号上的管理员熊小静通知到他的公馆里，要熊谈如何当好经理。熊多年随船，很善经营水运，徐非常满意，而授经理之职。那么严慎轩、卢福田、林子俊，徐是怎样安排他们的呢?卢福田、林子俊是做生意的出身，自然懂得一些生意经，但徐不相信他们，免去了他们的名誉经理后，让他们去经营别的产业。每月让他们来座领干薪三百元。至于严慎轩，除了军务，此刻正做着另外的工作。

徐源泉双手抓着钱不放。然而，他常派人探听船上动静，生怕共产党钻进他的肚里。严慎轩做的就是这项工作，蒋介石曾下令一律查封私运武器、药品、宣传用品的行江轮船，“仓兴”、“仓汉”等船行驶时，每当到了晚上，只要岸上亮灯三下，船上马上短笛一声，即靠岸纳物，上船诸物中，不就有武器、药品、油印机、纸张之类的宣传用品吗?不是很安全地送到了革命力量手中。

1947年徐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参加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竞选，当选为立法委员。1949年，解放大军挺进华中，江城濒临解放之际，徐源泉来不及带走他的轮船，仓皇逃走，经香港赴台湾，在台湾曾任湖北同乡会理事长。1949年5月武汉解放，“仓汉轮船局”被湖北省交通厅内河航运管理局接管，局辖轮船如同他所有企业，全部作为官僚资本被人民政府收归国有。1960年11月11日，徐源泉突患脑溢血逝世于台北中心诊所。曾著有武学新书《曾胡治兵语系句解》、《我的回忆》等。搜集《太岳全集》，并撰序，刻版嘱子孙珍藏。

合肥失守，徐源泉率部退至霍山，8月16日，徐部退至湖北，由廖磊指挥，驻大别山南麓以侧面阻击沿长江北岸来犯之敌。9月29日，日军以海陆空三军配合作战，攻陷田家镇要塞，10月24日，日军破黄陂，打开通往武汉市的最后一道屏障。徐所属二十六集团军在潜山王家牌楼一战伤亡惨重，徐遂率部往平汉铁路（京汉铁路）以西转移。

武汉保卫战已坚持五个月，经历了大小战役数十次，伤日军陆军五万，击沉舰支过百，毁日军飞机百余架，虽然最终仍然不能抵挡日军绝对的优势，但是也达到了消耗敌人、在一定时间内阻拦敌人前进的战略目的。1938年10月25日，国民革命军军委会下令放弃武汉。

武汉会战末期，李宗仁病愈归来重执第五战区军权。武汉沦陷之后，李宗仁检点武汉会战战况，准备“杀一儆百”，严肃军纪以利再战，于是没有后台老板的徐源泉便成了他整肃的第一个目标。1939年，李宗仁以“违反军令”罪逮捕徐至西安关押，电请蒋介石将其撤职拿办。蒋介石是否回电答复？我所查资料未见记录，而徐源泉本人去台湾后所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个“不愉快”的话题。根据《武汉市志•人物传》中徐的简介：徐被关押至1942年，经军法总监、湖北老乡何成浚代为在蒋介石面前求情，才得以释放。

1942年后，徐在重庆，任重庆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这是一个闲官，可能是蒋介石对他的安抚。据徐的回忆：徐的军队已在南京及武汉两大战役中伤亡殆尽，心灰意冷的他，再也没有了统军作战的兴趣。当年，那一个率领三百学生军于汉口大智门首战清军的年轻军人而今安在。

抗战后期，徐源泉全心致力于实业。此前，徐驻军湖北，早已于军事之暇开始商业和工业活动，在沙市、汉口、湖南沿江设码头，购置轮船十余艘，发展内河航运，另在汉口、汉阳开工厂、银行、公司，利用执掌军权的便利，于商业经营中牟取暴利。来到重庆之后，徐驾轻就熟，继续在川江上发展他的航运事业。

1945年，抗战胜利，徐源泉回到武汉，彻底退出军界，全然是一个响当当的一个实业资产者了。1949年以前，徐任大冶源华煤矿公司理事长，在沙市修马路建公园，赞助修建仓埠与邻县相通之公路，成立汽车公司、轮船局、在家乡开办电灯厂、轧花厂、碾米厂、印刷厂、女子针织业社、药店，及其它店铺等等。

李鸣钟 （西北军将领）

李鸣钟（1887—1949），字晓东，河南沈丘官会镇人（今属项城）。西北军著名将领，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

李鸣钟与冯玉祥在第一混成协时就相识，虽未参加武学研究会，但也是热心反清分子，与冯、张、韩复榘一道参加滦州起义并因此被解职。1913年，冯玉祥任左路备补军团长，李鸣钟在他部下任连长，深受器重。冯玉祥升旅长后，为了培养干部，成立了一个模范连，任命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石友三冯治安吉鸿昌等都是模范连士兵。从16混成旅一团三营长、三团长、一团长、旅长、第八混成旅长直至升为国民一军6师长，和张之江一样成为冯的左膀右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随冯玉祥秘返北京包围总统府，发动北京政变。1926年6月冯玉祥特派全权代表赴广东与蒋介石谭延闿接洽，筹备北伐。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李鸣钟被南京军委任命为鄂豫皖边区绥靖督办公署督办。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李鸣钟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高等顾问随军抗战被敌侦悉，日伪查封了李的住宅。李鸣钟断然拒绝参加日伪维持会，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李鸣钟化装成商人从天津塘沽乘船转道烟台返回河南。1938年9月，被孙连仲聘为第二集团军高等顾问。1943年李鸣钟被任命为整修黄河防范西堤工程委员会副主任，采取以工代赈方法，组织灾民加固堤防。

北京政变后，李鸣钟升为绥远都统兼国民军西路总指挥，授陆军上将衔。在任期间，修路种树，创办五族学院、包头二中、职业学校、女子师范、全区图书馆、古物陈列室、通俗讲演所、平民学校等；建平民医院、老幼救济院、妓女济良所。中原大战后，西北军解体，李鸣钟被南京军委任命为鄂豫皖边区绥靖督办。抗日战争期间，李鸣钟虽然为当权者所忌，数次上书都未能复出带兵，但他通过旧时的同袍战友，从各个层面上积极参与抗战，为抗日救国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1949年6月29日在上海病逝。

个人简历

1887年，河南沈丘人。

1909年毕业于新民陆军第二十镇随营学堂。辛亥革命时在冯玉祥营任排长。滦州起义失败后，随冯到陕西。

1916年授步兵上校。

1917年任步兵3团长。

1918年6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步兵第1团团长，7月授陆军少将。

1921年8月任第11师第21旅旅长。

1922年9月兼任归德镇守使，11月晋授陆军中将。

1923年10月任第8混成旅旅长，11月授将军府刚威将军。

1924年10月任国民军第1军第6师师长。

1925年1月至1926年1月任绥远都统、善后会议议员，授陆军上将衔，兼任西北国民军西路总指挥。1926年任甘肃军务督办，未赴任。后任京师警备代理总司令兼警察总监。

1927年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任郑州市市长；3月，任第2集团军总指挥，后又任西北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9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兼遣置部主任。

1930年任鄂豫边区绥靖督办。

1931年任第22路总指挥，第30师师长，后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1933年任29军高等军事顾问。

1935年12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高等顾问。

1939年1月任第一战区高等顾问，9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赈济委员会主任。

1945年年底任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委员会副主任。

1948年2月，任行宪第一届监察院监察委员，7月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李鸣钟高兴异常，6月，因病去世 。

生平事迹-不堪岳父白眼赌气从军

李鸣钟出生于河南省沈丘县一个没落的家族，7岁入私塾读书。他的父亲是一名乡间医生，父亲去世后，年少的李鸣钟一边读书一边割草、干农活，给财主打短工。虽然生活艰辛，但磨砺了他的性格，17岁时即已长成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男子汉。

李鸣钟的父亲在世时曾给他定过一门亲，虽然姑娘后来嫁给了他，但岳父家的人见李家景况艰难，早已物是人非，不免瞧不起这个“打短工”的女婿，处处施以白眼。血气方刚的李鸣钟自然忍不下这口气。当时，李的二哥李鸣铝在北京当兵，于是李鸣钟一气之下，毅然辞别新婚妻子离家赴京，投靠二哥从军。

入伍后，李鸣钟被编入北洋新军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右哨四棚，当时的正目（班长）是冯玉祥。此后，随着冯逐步被提为哨长（排长）、连长、营长，李鸣钟也步步紧跟，先后由副目（副班长）升为哨长（排长）、连长、副营长。作为冯玉祥的直属部下和助手，李鸣钟的军职也在不断地升迁。

早在新军二十镇驻防关外新民府时，热心反封建的冯玉祥、施从云、王金铭、李鸣钟、韩复榘、张树声等人，就一道发起成立了反清的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山东同乡会”；1911年年底，又一道参加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牺牲，冯玉祥和李鸣钟则被开除军籍，押解回乡。冯与李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全赖陆建章的保护。陆建章是北洋新军的军法处长，袁世凯的嫡系，因欣赏冯玉祥是个军事人才，于是将自己的内侄女嫁给了冯。滦州起义失败后，在陆建章的极力保护下，冯玉祥和他的亲近部下李鸣钟得以活命。

1912年春，陆建章负责组织左路备补军，并任命冯玉祥为二营营长，李鸣钟为二连连长。转年，因见李鸣钟长相英武且在军事方面很有前途，原新军六镇武术教官武侠公将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了他。从此，李鸣钟在军队中站稳脚跟，一路追随冯玉祥，成为冯最得力的“五虎将”之一。

天津“出白兵” “福将”显威

据说李鸣钟之所以受冯玉祥的重用，是因为他很能打仗，而且常打胜仗，被人誉为“福将”。1925年冬，冯部国民军为支持郭松龄反奉，攻打直隶督军李景林时，李鸣钟曾在天津指挥了一场“神兵天降”的攻坚战，可以说是他军旅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

1925年12月8日，冯玉祥下令全线讨伐李景林。当时的国民军中，冯是上将，李为中将加上将军衔。国民军分三路攻打天津，张之江为总司令，率部从廊坊攻打杨村；邓宝珊、徐永昌分别率部攻打任丘、大城和马厂；李鸣钟则率领五万部下屯兵天津西北的王庆坨、杨柳青和韩家墅等处。

为了守住天津，李景林请来德国军事顾问做参谋，构筑了钢筋混凝土的防御工事，架设电网、埋设地雷；并由日本军事顾问指挥，打起了防御战。张之江率三个混成旅攻打杨村、北仓和王庆坨，均遭到猛烈炮火的阻击，从12月10日打到15日，仅杨村就遗尸4000人。冯玉祥闻讯在电话中痛哭，将张之江撤职。

16日，冯玉祥任命李鸣钟接替张之江任总司令，调动骑兵、警卫旅和钢甲车队前往支援，继续攻打天津。

19日，天降大雪，将津城变成白茫茫一片。李鸣钟紧急召集军事会议，命令部队当晚夜间至次日拂晓时分“出白兵”进行偷袭。

当天夜里，一片死寂。冯系兵士全部反穿羊皮筒，在雪地上匍匐前进。白色的羊皮筒与白雪混在一起，肉眼难辨，几万兵士悄无声息地到达了前沿阵地，同时燃放起过节使用的焰火。敌军此时方从梦中惊醒，只见到处流星遍布、烈火腾空，夜空中升起道道白光，不知发生何事，霎时乱作一团。

这时，举着大刀、端着刺刀的冯系部队如天兵降临一般冲了进来，骑兵、炮兵、装甲兵紧随其后，在一片喊杀声与枪炮声中，国民军攻进了杨村。

几日后，冯系部队全面占领了天津城，李景林仓皇逃走。

此役，李鸣钟声威大震，堪称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此后，他的人生就开始出现转折。

大战长辛店

1922年，直系与奉系张作霖开战。直系分三路迎敌，西路主要是为了控制保定以北的京汉线。这对决定整个战局至关重要，所以吴佩孚自兼西路司令，全力以赴迎战奉军。但长辛店一战，吴军接连失利，奉军乘胜步步紧逼，战况很激烈。吴佩孚急调驻守河南的冯玉祥部增援。冯派李鸣钟旅火速北上，开赴保定，接受吴佩孚的直接指挥。吴佩孚命李鸣钟三日内绕道佗里、戒台寺，出大灰厂，攻击奉军后路，解救被奉军包围的吴军。李鸣钟率领三个团绕道途经山区，艰难行军约300里，用一天一夜提前到达大灰厂。此时奉军正紧紧包围吴部，毫无防后戒备。李鸣钟按照全旅合力总攻，务求一举奏捷的战略方针，在奉军的左侧和后方发动总攻击。奉军猝不及防，全军溃乱。被围的吴军乘机反攻，奉军前后受敌，死伤累累。两日后，奉军总撤退。李鸣钟率兵乘胜占领长辛店，追击逃敌。李鸣钟旅抄袭奉军，对扭转整个战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后，吴佩孚和直鲁豫巡阅使曹锟都亲自接见李鸣钟，对李鸣钟神速驰援和指挥有术极表赞扬。吴佩孚当面提出：留该旅驻防北京，升李鸣钟为师长。李鸣钟婉言谢绝，毅然率兵返回河南。北京政府授予他“刚威将军”称号，奖“一等嘉禾勋章”。李鸣钟凯旋时，冯玉祥亲率文武官员在开封车站迎接，军乐大作，如迎贵宾。这是冯军将领从未享受过的风光。

文韬武略

李鸣钟不但是个武将，还是个儒将，他有文化，很懂得谋略策划，会爱兵，会用人。尤其在绥远任都统时，把西北军中一些有本事的人，都拉到都统署任要职，给他出了不少力。吉鸿昌原在韩复榘手下任个营长，因反对韩复榘的独断专行受到惩罚。他愤而辞职，恰好这时李鸣钟受命在郾城招模范连学兵，吉鸿昌应招。李鸣钟很了解吉的人品和才干，当即收留。并连提3级，委任他为都统署的副官长，不久又改任为警务处长。吉鸿昌感激铭心，为李鸣钟治理绥远起到很大作用。

冯玉祥“首都革命”后，受到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1925年，由于陆军总长吴光新（皖系）的极力主张，国民军称号被取消。此前已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将察哈尔、绥远这贫瘠的西北地区让给冯玉祥，故冯部被人称为“西北军”。1926年4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反奉战争中失利，为转移军阀目标，冯玉祥毅然下野去了苏联。他一走，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认为西北军群龙无首，猖狂向西北军进攻。西北军不得不于4月15日从北京城撤退至北京西北郊区昌平县南口镇。这里是通往绥远的交通要道，燕山山脉的一个山口，地势险恶，易守难攻。5月18日，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发动对南口的进攻。西北军在南口苦守3个月，于8月15日向包头五原一带撤退。就在南口大战时，李鸣钟与国民一军参谋长刘骥一道，也去了苏联。冯玉祥对此很不满意，但他没有批评李鸣钟，而让他担任自己和冯军的全权代表，回国去广东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联系，共同北伐。

新中国成立前 遗憾病逝

1929年蒋桂、蒋冯战争之后，一场更大规模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即将爆发。李鸣钟既忠于冯，又附了蒋，更不赞成蒋、冯对战，遂向各方游走劝阻，但各方首领皆不相让。无奈之下，他选择了自费出国，赴美国考察农业水利，之后又转道赴英法德意等国访问。

1930年冬，李鸣钟归国后，被南京军委任命为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蒋介石为了利用李鸣钟，把他奉为上宾，优礼相加。蒋与宋美龄结婚时，请李参加婚礼，请冯玉祥做证婚人。蒋介石还个别宴请过李鸣钟，与宋美龄一起与李合过影。他要李鸣钟率22路军进攻大别山区红军，李不愿再打内战，就以患肺病为借口长住上海疗养。

1931年冬，李鸣钟也因极度厌烦宦海险恶和政客们相互之间的倾轧，弃官从商，先后在北平、天津、郑州、开封、西安等地入股合办了谦生银号、久大盐业公司、塘沽永利碱厂、秦陇实业公司、福豫面粉公司、中原煤矿公司等，走实业救国之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李鸣钟的北平住宅被日伪查封。北平日伪维持会会长沙尔和，亲访李鸣钟，请他参加汉奸政权，承诺归还查封财产。李鸣钟断然回答：“亡国奴不如丧家犬。我决不给日本人干事！”他毁家纾难，化装成商人从天津塘沽乘船转道烟台返回河南老家。1938年日寇西侵，开封失守，豫东失陷。李鸣钟上书国民党中央政府，请缨再赴沙场，但是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9月，李鸣钟携夫人关淑德至内乡居住。当时，驻军南阳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得知这一消息，忙驱车前去拜访，当场聘李鸣钟为第二集团军高级军事顾问。后来孙连仲又协同张自忠，再三向蒋介石力荐，李鸣钟才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河南省政府委员，不久又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河南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开封沦陷后，蒋介石为阻日寇西侵，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结果淹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淹死同胞87万。兼任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李鸣钟，终年为救济灾民操劳，在省府会议上经常为民请命，力争赈款，甚至不惜与省主席激烈争辩。他还采用发动商户富户，捐募寒衣、捐献粮食物品与款钱的办法，尽力减轻灾民冻馁之苦。

1943年秋，重庆国民党政府水利部，委派原西北军将领赵守钰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成立“整修黄河防泛西堤工程委员会”，李鸣钟任副主任。他采用以工代赈办法，组织灾民加固堤防。1945年底，河南省政府与黄委会联合组成“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委员会”，赵守钰任主任，李鸣钟任顾问兼副主任。在整个施工过程，李鸣钟与赵守钰经常吃住在施工现场，日夜操劳。他曾两次因公往返开封，都没有回家过一次。

解放前夕，李鸣钟携家人迁居上海五马路、英华里（樱花里）一带。蒋介石派人送给他去台湾的飞机票，要他到台湾去。他拒绝了，决定留住上海等待解放的到来。并与旧部密议，待上海解放后，联袂北上参加革命事业。遗憾的是，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李鸣钟却因食道癌暴发，于6月29日病逝于上海虹桥中西疗养院，终年63岁。原绥远都统府的参谋长、建国后任河北省副省长的李兴中，悼念李鸣钟的挽联是：

为政以德，有勇知方，缅怀儒将风流，精神不死；

起义滦州，归真沪上，历数终身行谊，大节无亏。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接见李鸣钟的朋友张之江时问：“李鸣钟先生现在哪里？”张说：“他在上海，已经病故”。总理不胜惋惜地连声说：“可惜、可惜”！ 1961年10月，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李鸣钟的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麓民族英雄韩世忠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