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助蒋 蒋介石收拢张钫

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瓦解阎锡山、冯玉祥部队的经过

张钫得到这些消息是在一九三零年六月十日，这真是逼得张钫非“上梁山”不可了。

当时，在济南蒋介石的军政人员是韩复榘、陈调元、蒋伯诚与贺耀祖等。

他们把张钫的行踪电告蒋介石，蒋介石乃坚约张钫赴徐州一晤。

张钫便应蒋介石之约，由鲁到徐州去了。

张钫于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三日到了徐州，十四日和蒋介石在车站的列车上见面。

蒋介石说：他要讨伐阎锡山、冯玉祥，即日用兵，和张钫谈作战的计划。

张钫说：商邱(旧名归德)现由万选才部的万殿尊军队防守，一攻即下；前进到兰封，便难通过。

这句话刚刚说完，蒋介石拿着地图还未及看，杨杰、刘峙等十余人进入车内见蒋介石，张钫即退出。

当夕，蒋介石即西近，五、六日后，果将的商邱攻下，万殿尊万被俘。

蒋介石进驻商邱，前头部队直向兰封，刘峙到柳河前方指挥，双方主力开始接触。

第一天，蒋介石军队即伤亡五、六千人，并且见不到敌踪。

蒋介石得报，想起了在徐州车站张钫曾对他说过兰封难以通过的话，电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让他立刻派车把张钫送到前方。

等张钫到了商邱，蒋介石又在那时返回徐州。

张钫与刘峙在电话上联系，当夜，张钫到达柳河前线。

刘峙和张钫说：“前线情况，两日以来死伤以逾万人，而搜索不出敌人的主力所在。火力从三方面射来，进退都要有重大损失，敌人若趁此时机反攻，我们就万分危险。”

张钫对刘峙说：“停止前进，退后十里布防，敌人亦不敢反攻。因为兰封、考城一带地区，河堤重重，沙岗连亘，南北百里柳墩密布，最宜掩护，这就是不见敌踪而我军伤亡很重的原因。正因为地形如此，我军后退布防，敌军亦不敢轻率进攻。”

刘峙听了张钫的话，才计划如何选择阵地。

适在这时刘茂恩已在睢县倒戈，左侧的威胁减轻。于是联左防右，重订作战计划。

同时刘峙接蒋介石电话，命送张钫返回商邱，和蒋介石见面。

蒋介石和张钫见面时，开口即问：“兰封为什么这样难攻，你在前方如何与经扶(刘峙字)商谈？

张钫把同刘峙所谈的话述说了一遍，蒋介石便用电话告诉刘峙说：“你就按照伯英兄所谈的办法即刻办理，今夜要全部转入新阵地。”

东战场的形势从此稳定下来，变成两垒对立的胶着状态，一直在这个阵地上打了几个月拉锯战，是这次大战杀伤最大的地方。

辛亥革命时期的潼关

—响应武昌起义，顺利光复潼关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思想。

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各个角落盘根错节。

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两大任务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深渊之中。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为以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

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了清军大批有生力量，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创建了湖北军革命政府，举国为之振奋，大江南北闻风响应。

武昌起义后的第12天，陕西革命党人联合哥老会掌握的新军发动了西安起义。

1911年10月27日，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西安起义是全国较早响应武昌起义的伟大的革命行动。此后，陕西各县巿积极响应，相继光复。

西安起义的消息传至潼关后，潼关的革命党人、进步人士也纷纷酝酿响应，正在西安法警学堂上学的徐国祯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秘密加入同盟会，矢志反清。他在参加西安起义的第二天即起身赶往潼关，联合潼关哥老会成员王吉祥、孔绪群、陶德胜、张森茂等人组成潼关秦陇复汉军，徐国祯自任司令，王吉祥等4人分任队长。

1911年10月下旬，徐国祯找到驻华阴庙巡防马队统带胡明贵，商讨反清光复潼关事宜，希望胡明贵联络马耀群共谋光复之事。

马耀群早已秘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除暴安良为己任。徐国祯与胡明贵初步商定近日在华阴部署光复潼关的具体事情。

1911年10月底，徐国祯与王吉祥等4人在华阴与胡明贵、马耀群及华阴哥老会的成员召开秘密会议，认真分析潼关城内清军的武器装备、城防等情况，并制定出破敌预案。

1911年11月11日，徐国祯与胡明贵、马耀群带领人马在潼关举行起义。由胡明贵巡防马队和马耀群的人马在城外担任主攻，徐国祯率人在城内接应，号角一响即发动进攻。

时潼关商道瑞清极为凶残，西安起义的消息传至潼关，瑞清立即与副将桂和商议电告清廷，请求增兵潼关，清廷命令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派得力统领赶赴潼关一带。

山西第一标一营多为革命党人，未到潼关即宣布起义参加革命，先行到达的二营、三营闻讯返回。无奈清廷又从河南开封新派一个混成协急行军开赴潼关。

1911年11月11日凌晨，胡明贵按计划带领巡防马队和马耀群的刀客义士约300人，趁夜色悄悄来到潼关南城门附近隐蔽起来。

胡明贵带着巡防马队来到南城门下，守城军士与胡明贵熟识，就打开城门，胡明贵、马耀群两队人马一起涌入潼关城，并立即鸣放号炮。

徐国祯在城内听到号炮声知道起义队伍已进城，立即率队杀向清军。

潼关清军副将桂和听到枪声，即率卫队督战，刚到十字路口即与胡明贵、马耀群带领义军交锋，桂和的卫队被击败。城内清军，有的逃走，有的投降，桂和被押至潼关厅监狱。

商道瑞清从府衙后门逃出。徐国祯及王吉祥等重新部署潼关的城防，4个城门都由复汉军把守，潼关胜利光复。

次日，驻华阴岳庙巡防马队胡明贵奉大统领张凤翙之命率军驻守潼关，以防河南清军进犯。

潼关党史：秦陇复汉军潼关攻守战

徐国桢（1870～1938年），字干丞，潼关县第一寨人。清光绪末年廪生。民国十九年（1930），任潼关县财政局长时，和赵冠青等地方知名人士编修《潼关县新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任戒烟所所长，恪尽职守，戒鸦片，措施得宜，深受烟民爱戴，而他却积劳成疾，终至不治，卒年68岁。

清宣统三年（1911），潼关港口凹里东城子人徐国祯（潼关复汉军司令）会同华阴游侠马耀群、胡明贵（华阴复汉军司令）于十一月二日起义，自西南隅攻入县城，潼关协营清军仓皇应战，徐部用了不到两个时辰，占领了县城。

潼关守军副将桂和被俘，商道瑞清逃匿。

当晚，因马耀群部下放抢，被徐部下斥责，马耀群带手下出了潼关。

商道瑞清秘向仅隔几十里远的盘豆镇河南巡防营求援。巡防营管带张大鼻子立即领兵直逼潼关，与徐部激战于上寨、东门一带。

王吉祥、张茂森殉难于上寨，孔绪祥战死于东门，胡明贵在西门外小桥的战斗中牺牲。徐国祯败退，潼关又被清军占领。

清军在潼关“大索”（纵兵抢劫）一日，不少青年妇女和所掠财物被船运往河南。

1911年11月十九日，陕西秦陇复汉军东征兵马大都督张钫率军兵临城下，渭南民团严纪鹏的百人敢死队自城西南隅入城，发生巷战，清军溃退灵宝，陕军1911年11月二十一日首次占领潼关。

1911年十月九日，清军赵倜率毅军来援，以山炮二十门轰城，陕军苦战三日，主动退出。十八日，陕军轮番攻城，占领东西两塬，冒雪激战，二次克复潼关，清军败退河南。

1911年十一月十八日，陕军东进与毅军战于渑池、英豪、观音堂一带，毅军死伤惨重。

因援战的标西民军首领王天纵麻痹轻敌，受伪装清军偷袭，陕军兵退函谷关，与清军对抗半日，二十七日回师潼关。二十九日，清军再次攻关，双方激战到十二月初一，陕军弹药耗尽，主动转移秦岭山峪，阻止清军西进，又宣布退位，袁世凯电达赵倜，清军、陕军议和。

民国元年（1912）正月初一达成协议，清军退入豫，陕军入关，战事告终。

潼关党史：潼关的三次攻守战

辛亥革命时期，潼关人民与革命军同清政府军英勇作战，使潼关三次失而复得，不仅是革命军的自豪，也是潼关人民的骄傲。

(一)1911年11月11日，潼关的徐国祯与王吉祥等四人联合华阴的胡明贵、马耀群组成潼关秦陇复汉军，打败潼关清军，驻防潼关的清军副将桂和被活捉，商道瑞清逃窜，潼关县光复，人民军取得第一次攻克潼关的胜利。

因武器弹药不利失去潼关

清潼商道瑞清逃走后，秘密派人深夜给河南灵宝县盘头镇的河南巡防营送信，请求派兵援救，后又亲去灵宝，迎接河南清军西进。

河南灵宝盘头镇巡防营接到清潼商道瑞清的求援信后，即派管常张大炳带百余人，于1911年12月1日赶至潼关，在潼关上寨子与民军发生激战，潼关哥老会拼死抵抗，终因武器不利，弹药缺乏，支持不到半日，阵地失陷。

随后河南清军先后攻克东门，民军不支而溃散。徐国桢率余部退出潼关，清军攻入，潼关失守。

时有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徐国桢举义反清之实：“巡警学生徐国桢，组成潼关复汉军。

西安变后回潼关，驻扎东塬抗清兵

民军司令徐国桢，东塬失败进山中，把守东门孔绪群，同时阵亡遭牺牲。敌人控制远望沟(又名阎王沟)，炮火掩护攻上城。民军放弃桃林塞，潼关陷落退出城。”

潼关被清军占领后，12月6日，河南清军统带王钰锦来到潼关，释放了潼关厅收押的清军副将桂和，让其军队在潼关任意抢掠。

这些清军挨门逐户尽情搜刮，抢掠到大批财物和年轻妇女，装载十多船，沿黄河运往河南，使潼关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王钰锦令先期攻入潼关的巡防营返回盘头镇驻防，留两个步兵和一个炮队驻防潼关，自带骑兵驻守河南阌乡。

当时潼关社会上也有顺口溜反映了当时真实景况：“民军放弃桃林塞，潼关陷落城失守，清兵纵火杀声喊，潼关百姓哭苍天。火焰熊熊映天空，烧得全城一片红。清兵进门先放枪，年轻妇女多遭殃。财物妇女几十船，顺水东流下河南。”

西安光复后，起义军副大统领钱鼎向大统领张凤翙建议：“潼关是陕东门户，应派员领兵布置，以防清廷派兵来袭，于西安不利。”

1911年12月8日下午钱鼎亲自统领官兵进军潼关。

12月8日，钱鼎在渭南被忠于清廷的反动势力诱骗杀害，同日遇难的还有刘镇岳、刘镇家、刘成章、刘述宜、杨元祯、马绪路等28人。

12月9日，渭南事变震惊了西安，使陕西省军政要员进一步认识到，“团结起来，共同设法御敌，才是当前之大事。”

省政府要员合议后，即任命张钫为东路征讨大都督，行营设潼关，速领兵东征。

(二）张纺东征收复潼关。

张钫东行抵达华州，探知河南清军已攻占潼关，并闻有大队清军继续西进，遂告陕西省军政府，要求增派部队。

12月10日，大统领张凤翙接报后，亲率卫队和陈殿卿部一营前往督战。进驻华岳庙后，商议攻取潼关。一路由潼关南塬直攻南门，一路由吊桥以东三河口攻西门，两路联合进攻，使清军难以招架，节节溃退。

当日下午，革命军准备爬城仰攻，突然天下大雨，行动极度困难，至傍晚，革命军暂驻潼关县城西的吊桥和附近山沟。

12月11日拂晓，革命军又攻城，乡民沿潼县城西南塬聚众呐喊助阵，欢呼声似雷动，守城清军惊慌失措，纷纷弃城溃退。革命军趁势占领潼关，民军第二次收复潼关。

潼关又被清军占领。第二次收复潼关后，张钫以攻为守，对潼关防务稍作部署后即率兵东进河南。由于武昌起义后，革命军军威大震，河南豫西一带民间小股武装千余人，表示愿助张钫攻打清军，光复河南。

1912年1月12日，南北议和逼清帝退位后，陕西革命军移营西去。

1月16日，革命军与清军在河南灵宝盘头镇附近交战，革命军失利，一部退守潼关城，一部退守十二连城。

1月18日晚，张钫回到潼关，前方败退的消息传来，军民恐慌不安，地方秩序混乱。

当晚，革命军与清军再战于潼关东部牛头塬。

19日，又战于远望沟(阎王沟)，清军用山炮12门向潼关城射击，居民伤亡很多，革命军终因火力不足，而退出潼关。潼关再次为清军占领。

(三)潼关议和，清军退出潼关

1912年2月4日，张凤翙、张钫在华阴东门外誓师东征，语甚悲壮，将士颇受感动。

此时，袁世凯与武昌革命军达成协议，清军在未战潼关之前托灵宝姚崇锋来潼送信，内容为本军奉袁世凯内阁电，“现正同南方民军代表议和，令约两军暂停战，以待后命”。

清军占领潼关20天后，因接到袁的电令，不敢西进。时因邮电不通，消息阻隔，只有信使往来，难晓大局变化。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

同年2月，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和议，清代皇帝傅仪宣告退位，封建君主制终结。

潼关清军见大势所趋，难以再战，遂答应13日在华阴东泉店与民军正式谈判。

2月15日，清军与革命军在华阴东泉店与革命军会面，革命军代表参议彭仲翔等与清军代表参谋官赵景清等商定谈判事宜。

2月18日，革命军与清军签定和谈协定，清军退出潼关，驻守河南閿乡、灵宝一带。潼关第三次收复。

潼关三次失而复得，使革命军和潼关人民认识到通过武装推翻反动政府、夺取国民胜利的重要性。

韩复榘

韩复榘（1891年1月25日—1938年1月24日），字向方，直隶省顺天府霸州煎茶铺镇（今河北省霸州市）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韩复榘19岁离家闯关东自谋生路，后投效兵营。以擅长作战并兼通文墨而发迹，在北伐战争中一路猛打猛冲过关斩将，是率军第一个打到北京城下的北伐将领。时人称其为“飞将军”。

在中原大战前脱离冯玉祥投靠蒋介石，韩复榘在山东击败了晋军为蒋介石巩固了前沿战线。主鲁后，韩复榘誓要“变鲁为齐”，他澄清吏治、禁烟、剿匪，并大力发展山东教育事业，建设模范新乡村，并号召山东农村大力学习模范乡村，以提倡经济保障。1937年，韩复榘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的“华北五省自治”计划。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韩复榘亲自在第一线指挥，进行了夜袭桑园车站、血战德州、坚守临邑、济阳遭遇战、徒骇河之战、济南战役、夜袭大汶口等战役。期间韩与蒋介石多次发生矛盾，后韩复榘不听国民政府命令。擅自撤离山东战场而被蒋介石在开封诱捕并因此治罪，审判后被戴笠特务暗杀，终年47岁。

石友三

石友三（1891年－1940年12月1日），字汉章，吉林省长春府长春县（今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人，国民政府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石友三一生中投机钻营，反复无常，曾先后多次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和中共，而又先后背叛，被时人称为“倒戈将军”。 对我国的佛教事业，以及文物造成巨大的损害，登封少林寺被他几乎焚毁殆尽，历史责任不容推卸。

孙良诚

孙良诚，1893年出生，字良臣，天津静海人，少投军伍，入冯玉祥军幕，历直奉，国奉，北伐多役。为冯军“十三太保”，又号“五虎将”之一。及冯败，投国府，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抗战军兴，时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率所部万余，投汪精卫。授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移驻扬州。倭乱平，归正，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零七军军长，徐蚌会战，于江苏睢宁率该军军部及一师共五千八百人投诚。并自请命往蚌埠说降守将刘峙，事败，解金陵，囚狱中。红朝立鼎，得脱，隐沪上。复囚。旋以病卒，年五十有八。

陆军大学特别班第3期毕业。

1912年入冯玉祥部当兵。

1921年任北京政府第11师21旅41团团长。

1924年9月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新编第1混成旅旅长，10月任国民军第1军2师1旅旅长。

1926年春任国民军第1军2师师长，10月任国-军援陕军总指挥，在陕西与镇嵩军作战。

1927年4月参加北伐，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总指挥兼第3军军长，1928年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9月任山东省剿匪总指挥。

1929年5月离开泰安赴开封，拥冯反蒋，任开封及兰封警备司令，12月任西北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通电反蒋。

1930年3月任反蒋联军第2方面军第2路军总指挥，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下野回天津闲居。

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骑兵挺进军军长，失败后又赴天津。

1936年1月任中将，抗战爆发后避居汉口。

1939年2月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

1940年春任鲁西行署主任。

1941年2月任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3月兼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

1942年4月率部投降日伪，6月任伪第2方面军总司令，8月任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1月任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抗战胜利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任新编第2路军总司令。

1946年任-暂编第5纵队司令。

1947年任暂编第25师师长。

1948年任第1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107军军长，同年11月13日在淮海战役中于江苏雎宁率部投诚。后自告奋勇前去劝说刘汝明起义，被刘扣押，释放后移居上海，上海解放后被捕。

1951年在苏州狱中病故。

朱庆澜

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子樵、紫桥，原籍浙江绍兴钱清镇秦望村，出生于山东济南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父朱锦堂，游幕山东，为历城刑名师爷，朱庆澜生于任所。6岁丧父，14岁丧母，自幼孤贫力学。17岁，为治理黄河河工。后随友赴东北，投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深受赏识，历任三营统领，凤凰、安东知县，东三省营务处会办，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陆军步队第二标标统。同年入陆军将校研究所，充督练公所参议。

清宣统元年（1909年），赵尔巽调四川总督，朱庆澜随之入川，任四川巡警道，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旋升陆军第十七镇统制，特给陆军副都统衔与同盟会员程潜等编练新军，成为西南主要军事力量。辛亥武昌起义，他响应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巡防队索饷哗变及川籍军人反对，不得已离川。民国元年（1912年），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1912年，被袁世凯聘任为临时总统军事顾问。1913年10月后改任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巡按使、黑龙江省将军。

民国5年7月，受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省长。

民国翌年7月，任广东新军司令。张勋复辟，首先通电声讨，响应孙中山“护法”主张，电请来粤主持大计。7月17日，孙中山率起义海军及部分国会议员抵粤，备受欢迎与支持，并从省长警卫军中拨出二十营改编为护法军。段祺瑞对此大为不满，为逼走庆澜，下令改长广西，遂不得不离开广东。后寓居上海。

民国11年，应张作霖之邀，重返东北，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将铁路沿线俄人所占100多万亩土地全部收回。

民国14年辞职。此后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先后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为赈灾奔走呼号，不辞劳瘁。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联络各界人士，组织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自任会长，积极募款支持东北义勇军。次年，日军进攻上海，又向国内外募捐，并承担宣传、医疗、运输等工作，支持十九路军抗日。

于1931年2月至1932年5月任国民党监察院委员，1931年10月至1933年4月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4月任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委员。1935年7月起，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8年8月，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持第五救灾区工作。常年奔走于山陕豫之间，惨淡经营。

民国22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即送去银元10万，以充军饷。

抗战以后，在陕西创立黄龙山垦区，收容难民达5万余人。

生前关心桑梓，出资创办渔后小学，招收本村儿童免费入学，并为家乡修路，福泽乡里。

民国30年1月，积劳成疾，卒于西安灾童教养院。西安各界公葬于长安县杜曲乡东韦村，冯玉祥为之作碑文。

1937年，朱庆澜来到法门寺，眼前一片凄凉情景。自清初顺治年间法门寺修葺后，到上世纪初三百年间，法门寺已经破旧不堪。”朱庆澜为重修法门寺开展广泛的义赈活动，朱庆澜在救助灾民、收养灾童的繁重行程中募捐经费，1937年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工程正式动工，这是1609年法门寺塔建成后330年第一次大规模整修。除真身宝塔之外，修缮工程还兼及法门寺大殿、山门、道路等项，为了妥善安全保管文物，朱庆澜专门成立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制度，以便相互监督和制约。朱庆澜组织力量，先后从塔上清理出68尊明代铜佛造像和一些石刻佛像，在对这些佛像进行了称重、量高、背文、标志等等之后，均进行了造册登记。修塔人员还相继发现了红白珊瑚宝石、琥珀、红玛瑙、水晶珠、珍珠、骨圆珠和铜莲座、铜宝塔等极为名贵的宝物。面对诸多宝物，朱庆澜的处理策略是“原塔封存”，避免了散失和被盗的可能。同时，在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将“塔体倾斜，下层已多剥落，中多裂缝，全体雕残”的法门寺塔修复一新，并使塔下唐代地宫秘密保存，不被人知，未曾扰动。

1987年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发现唐代佛像装于铁皮盒中，盒右方竖刻“子桥委员长救济灾童纪念”，左方竖刻“武威童幼所长方炎率四百十三名灾童敬献”字样。

据当事人回忆，维修时曾见塔下有井，井下有物，依朱庆澜指示，原样修砌，妥加存藏。

此即后来震惊中外的法门寺唐代地宫、四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一枚灵骨，三枚影骨），这是目前世界仅存的佛指舍利大唐王朝数千件供佛珍宝的现世，其中唐皇室和内库供奉的一百二十一件（组）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秘色瓷系列，为我国陶瓷考古最重要的收获；来自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是世界琉璃器考古史上空前的重大发现；上千件荟萃唐代丝织工艺的丝（金）织物，其中包括武则天等唐皇帝后金丝绣裙、服饰等均是稀世珍宝；四百多金丝绣裙、服饰等均是稀世珍宝；四百多件珠玉宝石及数百件漆木器，还有水晶（玉）棺椁及代表法身佛大日如来、释迦佛最高权威的大锡杖等，都为绝代珍器。

这些奇珍异宝数量之多、品类之繁、等级之高、保存之完好是极为罕见的。经专家鉴定，国宝级文物27组（40件），一级文物80组（99件），为全省之最；国宝级文物，一级文物占有比例为全国之最。

之所以能完整是否朱庆澜的修葺保护密不可分。朱庆澜还同时修复了法门寺内铜佛殿、钟鼓楼和大雄宝殿，从河南请来高僧良卿法师，使寺院得以完整过渡到全国解放。

2007年5月16日旅游到位于西安与宝鸡之间的扶风县的法门寺，亲睹国宝级文物不能不说是托朱庆澜之福啊。

朱庆澜在法门寺历史文化保护进程中是当代不可多得一位先驱。

朱庆澜1903年在盛京任三营统领，坚持民族大义，曾为击毙美国间谍的哨官潘炳荣抗拒清廷，被革职留任，后又立斩鱼肉百姓的清廷宗室洪其文，朝野震动，被清廷摘掉花翎。武昌首义告捷，成都立宪派妥协，朱代表军方参加军政府，任副都督，因兵变被逐。后朱庆澜任黑龙江督军兼巡按使，整顿军队，巩固边防，收回沙俄所占的我黑龙江航权，民众以首航轮命名为“庆澜号”以资赞颂。

1917年，朱庆澜任广东省省长，拥护中山先生护法，将省长亲军30营兵力交给孙中山先生，成立粤军，成为广州军政府基本军事力量。不久，朱庆澜离广东省长任，只身离粤。

1923年，朱庆澜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组织“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会长名义募集十余万银元援助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日寇血战七昼夜，收复多伦四县。在长城喜峰口抗战中，朱庆澜亲自组织第一批物资运往前线，使宋哲元部队痛歼日军，敌寇丧胆，日军自认“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1925年后，朱庆澜脱离政坛，全力从事社会慈善和救济事业。

1923年，朱庆澜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集粮数百车过境救助俄国灾民；1927年山东大旱，朱庆澜组织“华北慈善联合会”并联合北平、天津等地募捐款项，援粮18万担，救济冀、鲁、豫三省及天津灾民百万余人；1928年，朱庆澜担任了“孝惠学社”委员长。孝惠学社设立在府右街的“壮学庐”。其全名是“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由民间慈善家唐锡晋长子唐宗愈创办。

1930年长江大水，沿岸多处决口，受灾数省，浩劫空前，各界推朱庆澜为灾区工作组主任，他即由陕西火速赶至，一面疏洪，一面救灾，劳累昏迷，经抢救康复；1928年至1930年陕西连续3年大旱，仅1929年统计，全省灾民656万余人，因灾死亡250余万，为救燃眉之急，朱庆澜以“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名义，动员各地“三元钱救一命”，他亲赴陕西视察，又去东北，募集钱币百万元，粮食16万担，并亲自率众押车解运灾粮由沈阳经华北至西安。他请冯玉祥让出军营三百余间，成立西安儿童教养院，又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设教养院，收灾童数百，同时并兴办农场，发展生产。

1938年，华北、东北因日寇大举侵略，灾民大量流入陕西，朱庆澜亲自主持创办了著名的黄龙山垦区，以垦代赈，安置灾民五万人，垦田23万亩。朱庆澜众多赈灾慈善事业，堪称近代中国赈灾史上一座丰碑，受到人民的称颂。

在近代文化文物保护方面，朱庆澜功绩卓著。他走到那里，保护修复到那里。北至黑龙江、哈尔滨有他修建的极乐寺；南到上海，有他保护的静安古寺。陕西塔寺林立，古迹遍布，朱庆澜在保护和修葺文物古建筑方面，身体力行，建树众多。

从1930年起，在朱庆澜主持下，“历修华严初祖、四祖塔，兴教寺玄奘、窥基、圆测诸师塔，并重修大雁塔，而大兴善寺、青龙寺、千福寺及泾阳大寺、岐山太平寺、扶风龙光寺等，相继重修。”

朱庆澜先生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三十年代初，曾支持韩朝爱国志士反日斗争，受到韩国政府的嘉奖。

朱庆澜先生淡泊名利，胸怀宽广，爱人救人，在同时代人民中佳话广为流传。他在陕西十余年间，拯救灾民，兴办教育，保护文物古迹，拓荒垦植，奔走呼号，终因积劳成疾，咯血不治，于1941年病逝，葬于终南山东韦村，长眠于三秦大地，终年67岁。

高山仰止，缅怀朱庆澜先生，请诗人们为朱庆澜先生写一首诗。

1914年初，孙中山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教训，把进攻重点放在东三省，革命据点设在大连。派宁武前往黑龙江等地进行策反。

为策反黑龙江省督军朱庆澜、驻军旅长巴英额，宁武先赶赴齐齐哈尔游说朱庆澜。宁武晓以大义之后，朱庆澜表示：“护国讨袁义不容辞，请宁兄向孙中山做负责介绍。”在策反朱庆澜成功后，宁武又迅速赶往哈尔滨，策反巴英额，巴英额亦表示了起义决心。宁武返回大连，立即将策反朱庆澜、巴英额的情况，向在日本的孙中山做了详细汇报。孙中山接到汇报，精神振奋，即派蒋介石、丁仁杰赴哈，协助宁武做好策反工作。

1914年9月中旬，蒋介石（化名石田雄介）、丁仁杰（化名长野周作）化装日本人，携带孙中山亲笔信，来到齐齐哈尔。宁武特陪同丁仁杰会晤朱庆澜，面交了孙中山亲笔信。朱庆澜表示坚决起义倒袁（世凯）。遗憾的是朱庆澜手下师长许兰洲被袁世凯收买，率兵哗变，迫使朱庆澜远走天津。后来朱庆澜出任广东省长，曾迎接孙中山离沪返粤，进行二次护法斗争。

鹿钟麟

鹿钟麟（1884~1966)字瑞伯。定县（今定州）北鹿庄村人。幼读私塾，后在罗庄铺任教。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到清军学兵营学习，结识青年军官冯玉祥，后任副官、营副等。1912年参加滦州起义，后任国民军营副、营长、团长、河南警务处长兼开封 厅长、旅长。1915年归冯玉祥部，任二十二旅旅长兼教导团团长。1924年10月，北京政变时奉命先行入城，一夜之间控制局势，被任命为国民军北京警备司令和京畿司令。11月3日，鹿钟麟向冯玉祥、黄郛（代行国务总理)建议：驱除溥仪，须从速进行。紧急国务会议决定派鹿钟麟以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为由入宫驱溥。1924年11月5日上午，鹿钟麟带领手枪队20人驱除溥仪出皇宫。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鹿钟麟代表冯玉祥负责接待。孙中山逝世后，又协助李烈钧办理丧事。1926年春，鹿钟麟任察哈尔省都统兼国民军东路军前敌总司令，9月又任国-军参谋长。1927年与邓哲熙、南汉宸等赴苏联访问，受到斯大林接见，回国后任第二集团军东路军、北路军总司令。1928年任军政部次长，署理部长。中原大战失败后寓居天津。1932年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第三战区长官署参谋长。1938年5月，经冯玉祥向蒋介石推荐，并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同意，武汉国民党政府任命鹿钟麟为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赴冀前，由冯玉祥带领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拜访了周恩来。鹿表示一定与共产党、八路军搞好关系，共同抗战，并发表了《北上宣言》，进一步表达了到河北团结抗战的决心。但鹿钟麟一到河北就大讲他是国民党的合法代表，为与共产党、八路军争夺领导权制造舆论。

1939年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鹿钟麟积极响应。共产党本着团结忍让、顾全大局的原则，由刘伯承、-等与他多次会谈，但他仍一意孤行。当年2月，在日军“扫荡”下，鹿钟麟西撤至邢台西部山区路罗镇。1940年，鹿钟麟辞去一切职务后，在重庆向冯玉祥谈起在河北制造摩擦失败和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冯玉祥生气地说：“我要你深入敌后与八路军合作，发展一些部队，谁要你管他那些混账办法。”1942年，鹿钟麟任兵役部长，1945年任华北宣抚使。

鹿钟麟是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候补委员及第五、第六届中执委委员，获国民党军二级上将军衔。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兵役部长职务，移居天津市陕西路，蒋介石多次来电报催他去南京，鹿钟麟没有从命，而是等待天津解放。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鹿钟麟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新的生活。他以普通居民身份参加街道工作，热心参加卫生运动，抗美援朝中带头捐献。1954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称他是“街道工作专家”，并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鹿钟麟多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军政人员发表讲话，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1966年1月11日病逝，遗体安葬于天津北仓革命公墓。著有《滦州起义的前前后后》、《冯玉祥北京政变》、《驱除溥仪出宫始末》、《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回忆》等书。

秦德纯

秦德纯（1893年12月～1963年9月7日），字绍文。中国国民党国军将领。山东沂水人。早年入济南陆军小学，后入保定军校第二期。1914年5月毕业。1916年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曾任北京政府陆军第5师团副，皖系参战军第1师参谋。1920年入北京陆军大学。历任团长、旅长、师长、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察哈尔政府主席、北平市长、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市长。1940年同叶籁士、刘仁、冯文洛、钟宪民创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并任社长。

秦德纯，1893年12月生，字绍文，山东省沂水县沂水镇埠东村人。1912年考入国民政府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毕业后又考入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6年5月毕业后，历任山东陆军第五师见习排长、上尉团副，陕西陆军第三混成旅连长、营副、第一师参谋，北京陆军大学第六期学员，直系豫东镇守使王文慰部上校参谋长，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兼骑兵团团长，国民军第二军第五师参谋长，直系第十七旅旅长。1926年5月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1月调任第二十七师师长，1927年3月任河南自卫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十七师师长、6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十三军军长，后改任第十四军军长、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1928年8月27日任山东省政府委员，1929年1月任政府军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1929年10月任讨蒋国民军副总参谋长，1930年4月任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后任西北军第二十九军总参议，1932年任北平军事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处处长，1932年4月任北平军事委员会高参。长城抗战期间任第三军副团总指挥，1933年初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同年8月任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5年4月晋升中将。

1935年6月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0月任察哈尔省保定司令，11月任北平政府市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12月被选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十九军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总参议。1938年3月调任军事委员会点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察团主任委员，不久任该军军法执行总监部上将副总监。1944年11月任兵役部政务次长。1945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0月任军令部次长，部长鹿钟麟。1946年5月改任国防部次长，同年11月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后又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12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市长。1949年3月去广州，复任国防部次长。同年8月去台湾后，曾任中国国民党政府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战略顾问，1959年退役。1963年9月7日病逝于台北，终年70岁。著有《秦德纯回忆录》等。

秦德纯，1914年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驻在济南的北洋新军第五师任见习官。历任陆军第五师团副、参谋长、二十四师旅长、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二十三军军长、十四军军长、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转任张学良总司令部参议、二十九军总参议。1932年任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5年受国民政府指派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秦土协议》。1937年卢沟桥事变当时，在北平前线任冀察政务委员常委、北平市市长、北平城防总指挥、第五集团军总参议；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次长、山东省主席、青岛市市长；1949年迁居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46年，他和王冷斋作为证人到东京国际战犯法庭参加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临去日本前，蒋要求他,一定要证明，“七.七事变”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定要证明土肥原贤二侵略的主持，他和王冷斋不辱使命,为绞死土肥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后来还担任过国防部次长,1949年去了台湾；1963年9月于台北病逝；著有《七七芦沟桥事变经过》珍贵史料。

1920年入北京政府所办的陆军大学第六期学习，毕业后到豫东镇守使王文蔚部任上校参谋长。1924年“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调王文蔚为二十四师师长，秦德纯任该师参谋长兼骑兵团团长，1926年秦又被提升为二十四师师长。北伐军攻占武汉后，秦德纯投奔国民军冯玉祥部，被冯任为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二十三军军长，不久又被调任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

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底定山东，孙良诚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秦为省政府委员。1930年秦德纯任二十九军总参议。1932年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秦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5年秦被任为北平市长，任内对“一二，九”运动大肆镇压。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北平沦陷，秦被任为第一集团军总参议。1938年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检委员会主任委员。1940年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察团主任委员，后又改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1944年任兵役部政务次长。1945年任军令部次长。1946年任国防部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举向解放军区进攻，全国学生不断掀起反内战学潮。1948年秦德纯被蒋介石派往北平，秦对平、津两地学生进行了残酷镇压。1948年9月济南解放，王耀武被俘，1948年12月秦德纯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但这时除青岛外山东各地均已解放，秦只得在上海设立了山东省政府办公处，1949年3月他才到青岛就主席职。可他到任才8天，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即被攻克，秦德纯也急匆匆奔往广州，复任国防部次长。1949年8月，秦去台湾，1963年在台北病故。

“七七事变”发生时，秦为华北最主要的军事负责人之一(第29军副军长)，同时任北平市市长。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国内形势显得十分吊诡。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蚕食及其野心，引起国人的巨大忧虑；另一方面，某些舆论不断指责政府抗日不力，其声势日甚一日。1935年冬天，在北平，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各大学的同学发起“一二九”大游行，学生打出的横幅是“拥护二十九军领导抗日”等，作为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压力很大，但他并不认为政府毫无抗日之意，而是正在缜密准备之中。

这一年初秋，秦奉召庐山面见蒋介石，蒋当场指示：“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哲元)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将军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长，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到了1937年五六月间，形势变得不容乐观，日本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双方军队时有冲突，以秦德纯回忆:事变前之某日，我军因出发演习，适日军演习完毕回营，两军在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让路，致起冲突，相持竟日，双方均有伤亡。自宋哲元离开北平后，秦德纯坚守大原则与日方尽力周旋，“使日方无藉口余地”。日本人则采用离间之手段，有意将29军分化为抗日的中央派与和日的地方派，并认为秦德纯是“抗日中央派的中坚分子”，“千方百计地攻讦诋毁、恐吓威胁必欲去之而后快”，秦惟有“戒慎沉着，以静制动，深恐一言不慎，一事失当，俾日人有所藉口，致陷交涉之困难”。

秦德纯采取克制态度，日本人仍得寸进尺，滋扰不休。1937年7月7日夜，秦突然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委魏宗翰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电话，谓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称：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在整队时，遭29军部队射击，因而走失一名士兵，并见该士兵被迫走入宛平县城，日军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秦当场指示：卢沟桥是中国的领土，日军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约，妨碍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可等天亮后，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日军对这一答复不满，仍要求进城检查，否则将包围该城。秦立即电告部队“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次日拂晓，日军包围了宛平城，先要求外交人员进城，继而派武官进城，均遭至拒绝。日军即向城内炮轰，并掩护其步兵前进。于此战斗打响，“我方先不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击距离内，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

这就是历史上的“七七事变”，亦即中日全面战争之序幕。从表面上看，此一持续了八年的战争，源于一偶发事件，但实际上，以秦德纯在回忆录中的分析，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革新内政，发展工业，军事装备趋于现代化，嗣经日俄、中日两次战争胜利，日本武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遂积极向外扩张。其侵略目标，一为北进占据满蒙，以阻遏苏俄之东进与南下；一为南进征服中国以驱除欧美势力于中国及亚洲之外，完成亚洲人之亚洲，实际上即为日本人之亚洲……民国二十九年(即1931年)九一八，是日本侵略我国的行动开始……

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时，反对日军武力毁城，对保护北京文物古迹贡献巨大。他受过非常良好的军事教育，他由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到陆军大学，一层未缺。他学问好，能力也好，尤其是一派儒者风度，使人激赏，颇得全军将士的敬重。秦还是一位对言论自由持宽容态度的政治人物。1936年夏季，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因一篇批评冀、察当局的文章被宋哲元叫停，秦当即表示反对，他对宋说:这篇文章是春秋责备贤者的意思，并没有谩骂与污蔑，不应叫他们停刊，这种处置实在重了一点……后经秦等人不断缓颊，《独立评论》终以复刊。

吉星文

吉星文（1908年-1958年8月23日），字绍武，乳名黑星，河南扶沟人，祖籍陕西韩城县西原村吉家巷。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五期，国民革命军中将，中国抗日战争名将。

少年时期立志效族叔吉鸿昌之为人，当兵报效国家。1922年随族叔吉鸿昌参加西北军，累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中因功升任团长。1936年调守北平西南的宛平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指挥第29军219团在卢沟桥抗击日军二十余日，从此开始了之后的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1946年改任第77师37旅长。

1949年渡台。1955年任澎湖防卫副司令。1958年晋升中将，任金门防卫副司令。同年8月23日，于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中阵亡。

1926年，不满20岁的他只身到灵宝县文地镇，由19师师长吉鸿昌介绍，到宋哲元旅当骑兵。因其刻苦钻研军事，作战勇敢，被提升为连长。1933年3月，他参加了长城要塞喜峰口对日作战。该处地势险要，日军经常来骚扰。1933年3月11日，任37师109旅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接到命令，带兵袭击敌后。他率领全营官兵，巧妙绕过日军右翼，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于次日凌晨攻战王家、瓦房等村，将村中敌人全部歼灭。因此次胜利，吉星文被提升为219团团长。

1937年6月，219团奉命调往卢沟桥。卢沟桥是北平通往内地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37年7月7日，日军诡称在军事演习时一士兵失踪，无理向中方要人，声称要到宛平县城搜查。面对日军的威胁，吉星文当即拒绝。7月7日夜，日军向219团阵地开炮轰击。吉星文立即向37师师长冯治安请示，冯当即表示：“为维护国家主权，寸土不能让，可采取武力自卫。”吉星文立即命令守桥部队还击。

日军遭到反击后，竟然派兵杀害我执勤官兵并将我桥头堡占领。吉星文非常痛心，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因为卢沟桥一旦失守，整个平津局势将动荡不安。在这民族危急的关头，吉星文提出，卢沟桥坚决不能丢。7月8日晚，吉星文进行了精心安排：一、将日军要进宛平县城搜查的事，交给王冷斋专员应付；二、宛平县城防务由姜团副负责；三、自己带人悄悄出城，直奔三营营长金振中营部，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商议。他分析形势，鼓舞士气，组织敢死队夺回桥头堡。在他的号召下，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当时报名参加敢死队的有300多人。吉星文亲自挑选出150名精干人员，编成5个组，敢死队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准备出击。

敢死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神出鬼没，在20分钟内，将几十名日本兵全部消灭，一举夺回了桥头堡。吉星文立即把卢沟桥事件的真相向上级作了报告。日军吃了亏，疯狂向中方阵地炮击，企图再次夺回桥头堡。由于216团的坚决抵抗，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尽快履行在西安事变时的承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7月17日在庐山上宣布准备应战和必要时守土抗战到底的决心。7月19日，蒋介石发表了《最后的关头》的演说，正式宣布开始全面抗战。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由于南京政府的妥协，1937年7月26日下午，吉星文奉命将卢沟桥防务移交给地方保安部队。就在219团撤离的数小时后，卢沟桥失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吉星文晋升为109旅旅长。

1938年5月初，吉星文奉命开往安徽宿县，急进涡河，占领赵家集、芦沟集，迎战蒙城以北进犯的日军第九机械化师团。到宿县后，虽然吉星文旅连夜急行军，但仍赶不上敌机械化部队的进度，日军占领了那两个集镇。吉星文为完成阻击日军之任务，将全旅及配属的一个团分成两路投入战斗，并亲自指挥一路进攻赵家集，利用地形迅速接近敌人，将敌人死死缠住。这次战斗使敌人未能前进，使得徐州中方数十万大军安全转移。不久吉星文晋升为37师师长，后任33军军长。

1958年，在金门炮战中中，解放军一枚炮弹击中了金门国民党守军的司令部，其副司令被当场炸死，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吉星文将军整个国共内战，乃至扩展到二十世纪初几十年的战乱，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台湾当局追晋他为陆军二级上将。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国家在卢沟桥畔修建了抗日战争纪念馆，吉星文的抗日事迹也陈列其中。

生活之友-生活顾问-生活知识

引嚏止呃

用一张软质纸搓成细捻，送入鼻腔内捻转，打个喷嚏，呃逆即止，有时喷嚏尚未引出，呃逆就停止了。或用一棉签轻轻按摩软腭中心部，也可止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