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钫 与蒋介石交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钫从南京乘火车到达徐州，在那里听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

在此以前，张钫在福建光泽防地接到蒋介石由洛阳动身去西安临行时拍给张钫的电报，约张钫到西安见面。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晨张钫到了开封，十五日和于右任一同到了华阴，就被阻停留在那里。

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得到消息说蒋介石被释放离陕，张钫便乘当天的夜车返回洛阳和蒋介石见面。

当时蒋介石对张学良极口称赞，说：“真是北方的汉子。”

张钫也和张学良见了面，并且和张学良开玩笑说：“你真是好汉子，不含糊。”

张学良和蒋介石同回南京。蒋到南京不久，即回奉化家乡。

张钫在开封住了几天，蒋介石又召张钫到奉化去。

在张钫去奉化以前，曾经和在京的陕西人交换意见，认为蒋介石约张钫去奉化，一定是对解决陕西事有所询问或商议。

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只要和平，不要战争。

但是，那时军政部长何应钦却极力主战，气氛十分紧张。

张钫和何应钦见了一面，请何应钦等自己从奉化回京再谈。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张钫到奉化，住了三天。

第一天和蒋见面，是在蒋母坟墓的庐舍里，蒋介石的背上还上着石膏，躺在床上不能转动。

蒋介石点头示意，让张钫坐在他面前张沙发上，对张钫谈西安事变的经过。

蒋介石对张钫说：“目前陕局尚在混乱中，你熟悉陕西的情形，以为应该如何应付？”

张钫问蒋介石说：“听说委员长和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允许了什么条件？”

蒋介石昂起头来说：“那是子文等谈的事，现在我们只研究对陕西如何善后吧。”

蒋介石对允许条件的事避开不谈，张钫只好接着说张钫个人的观感。

张钫说：“入陕的中央部队都拥挤在从渭南到潼关这条路上，计有八师之众，渭河以南到秦岭山下，面积最宽的地方约五、六十里，最窄的地方只有一、二十里(渭南县一带)，前头部队在渭南县。现在听说共产党的队伍已在商州活动，如果他们出洛南到泰峪，中央大军的后路就要受到威胁。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在临潼、鸿门、斜口一带，不易进攻，中央军若不另行调动部署，作战可能不利，我认为用政治解决较为便利。”

蒋介石不答，转而谈张学良。

蒋介石说：“汉卿只想回东北去，不知道时机还没到，我让他回到西北去是有好处的。日本人对他有仇恨，若不避开，外交上就会发生许多难题。他们轻举妄动，以致演成这种局面。”

张钫说：“汉卿对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失地之恨，一些东北人鼓动他抗日回东北去，才出此行径。听说他看见委座的日记后，很感动，才送委座出陕，是这样吗？”

蒋介石这时对张钫望望说：“安内才能攘外，他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风声泄露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要加紧了。”

张钫问蒋介石：“委座所定的抗日计划，汉卿以前不知道吗？”

蒋介石说：“我没有同他谈过，怕他泄露惹出事来。现在我们的力量尚不充实，外交还没有得到援助，怎么能同日本打仗呢？共产党退到西北，汉卿若能努力围剿，抗日就能免去内顾之忧。如今我的计划... ...”

说到这里，蒋介石停了半晌，接着说：“都叫这场事闹坏了。”

张钫问：“去年冬天，在庐山开会，许多人都传说是抗日会议，为什么汉卿到山上两天，便让他下山？”

蒋介石说：“山上取暖的煤炭不充裕，所以让他们年纪不满五十岁的人都先下山，我留在山上作计划。虽然当时我没有和大家谈过，我的日记上有记载。”

怎样的记载，当时蒋介石没有说出来。

蒋介石又欠一欠身说：“你看内乱未平，怎样对外？张学良、杨虎城真是坏了我的大事。你在这里住两天吧，我还有话和你谈。”

第二天见面，蒋介石开口便问：“杨虎城这次举动，你和于右任在事前一点感觉郁没有吗？”

张钫说：“这几年我和陕西相隔太远，许多中央人员都在西安，也都没有看出什么，想是最近一种新的转变，或者出于汉卿的主张。”

蒋介石接着说：“我待虎城不薄，他又是党员，何以会同汉卿这样来做？你总可以想想，他对我的误会是因为什么。”

接着，张钫便问蒋介石说：“有一次，杨虎城见你，同时韩复榘也去了，你对韩复榘隆重招待，和杨虎城见面时只随便谈谈，问了几句话便催他回去，是不是有这么一次？”

蒋介石想了一想，说：“是的，我觉着他是自己人，对他不用客气。”

张钫说：“这事我是听于右任说的。杨虎城回到南京就有了戒心，说委员长对他冷淡。又一次，委员长在石家庄，虎城赶到谒见，你对他说：‘你以绥靖主任兼任陕西省主席，要好好干，中央决不换人。’他兴高采烈地回到陕西，准备大展宏猷，不料，中央不久又任命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使他不免失望。”

蒋介石说：“不错，邵力子去到陕西，我曾经先让于右任同他疏通过呀。”

张钫接着又说：“他买枪械的款项有一次被扣，有这回事吗？”

蒋蒋介石：“我答应了给他枪械，不许他自由向外国购买，这事是有的。”

张钫又问：“听说有人报告他和陈济棠来往，他们往来的信件被特务人员查获，报告了委座。”

蒋介石说：“我不知道，恐怕是有人从中离间。”

当时蒋介石、张钫对杨虎城的思想状况很作了一番研究。

蒋介石说：“他为人很聪明，只是学识较浅，容易被人家动摇。我同他谈过多次话，他表示都很诚恳，向来我把他看作是忠实同志，这次事件让我很痛心。他的地位不算低，还想干什么？我认为他误入歧途，实在可惜。我对于老同志是决不辜负的，他如果对西北问题多努力，我还是要借重他的。你和于右任及陕西的朋友们多想想法子。”

蒋介石对杨虎城的态度，忽刚忽柔，忽坏忽好。

并且用话来测试张钫的心理，又要让张钫把他的话传达给对方。

张钫说：“杨虎城对党和主义及对国际的形势都认识不够，才酿出这次事件。他既然赞成委座出陕，可见他拥护委座之诚，收拾西北还需要他居中斡旋，委座对他的责备正是爱护他，培植多年的部下，还希望对他不要失望。”

蒋介石含笑说：“是的，我若对他失望，这话就不必谈了。你回南京见到右任兄请他转达我的意思给杨虎城和陕西各位同志。”

第二天的话就谈到这里。第三天，才谈到对陕西的善后问题。

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对陕西，有和平了事的表示，以不用兵为原则。

蒋介石和张钫讨论的结果，是让张钫到南京和何应钦、林蔚文研究进行的步骤。

结束了前两天的谈话，又谈了些各省的情形。

蒋介石当即电知何应钦、林蔚文，让张钫明日回南京去和他们商谈。

第四天，张钫在候机返回南京的时候，恰巧张学良、宋子文、贺耀组一同下了飞机，走进招待所。

张学良见张钫便说：“你几时来的？委员长让你去陕西吧？你去，我就回不去了。”

张钫说：“你别着急，到楼上洗洗脸，喝喝茶，休息下，我们再谈。”

张钫他们四个人一同上了楼，宋子文、贺耀祖同时说：“请谈吧。”

张学良问张钫：“你来干啥？委员长对你怎样谈的？”

张钫说：“你放心，我决不到陕西去。你说我若去你就回不去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神色仓皇地说：“我曾经对虎城说:‘我把委员长送到南京就回去。’”

张钫说：“你把委员长送到洛阳，为什么不在那时就要求回去？”

张学良没有答复这句话，接着说：“我不回去，彼此打起来可不好。”

张钫说：“不会吧？”

在张钫他们谈话时，宋子文一言不发。

张钫因为飞机就要起飞，便和他们三人匆匆告别，离开了奉化。谁知从此张钫再也见不着张汉卿了。

张钫

【生卒】：1886—1966【介绍】：字伯英，河南新安人，1886年7月17日(清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六日)生。17岁，入陕西陆军小学，旋保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在校期间，曾与钱鼎、吕公望等筹组军学会。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任陕西新军混成协炮队排长，与张凤翔、党仲昭等在西安起义。陕西光复后，任东路征讨军大都督。1912年11月，授陆军中将，所部编为陕西陆军第二师，任师长。1914年6月，任陕南镇守使。1915年5月，获三等嘉禾章；同月，调任北京政府将军府参军。获二等嘉禾章。1917年夏，张勋复辟，任陕西讨逆军第一支队司令。1918年1月，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1920年11月15日，通电反对北京政府统一令。1922年，被解去职务后返豫，创办陕县观音堂民生煤矿公司。1924年2月，北京政府授为略威将军。1927年1月，任国民联军驻洛阳副总司令。1928年10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并兼河南赈务委员会主席。1930年6月7日，代理河南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中，兼任讨逆军第二十路总指挥及第七十六师师长；同年10月7日，卸去代理省政府主席职务。任河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1931年1月，获二等宝鼎章；5月12日，因刘峙赴南京，再度代理河南省政府主席。1932年6月，改兼河南全省清乡督办，旋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又兼任豫南特区抚绥委员会委员长。1934年4月，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预备军副司令；冬，任赣第七“绥靖”区司令官。1935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1月，获四等宝鼎章；同月23日，授陆军中将；7月，获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勛章；11月，获三等云麾勛章。1937年8月，任第十二军团军团长，后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10月，任第一战区预备军总司令。1938年2月，特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月，获忠勤勛章；7月，授陆军上将，并退为备役。1947年4月，聘为国民政府顾问；11月，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10月，兼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11月辞职。1949年夏，去台湾；8月底，经广州、重庆到成都；9月，奉派豫陕鄂边区“绥靖”主任；12月，在川北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河南省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等职。1966年5月25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0岁。着有《风雨漫漫四十年》。

蒋介石

【生卒】：1887—1975【介绍】：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学名志清，浙江奉化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生。1907年，入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校长。1928年任北伐全军总司令。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主席。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武装扣留。1937年，11月，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1938年3月，任中国国民党总裁。1939年1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1942年1月，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1943年9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国民党总裁及行政院院长。1948年5月，任民国总统。1949年12月，到台湾。1975年4月5日，病逝于台北。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事件背景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共产国际七大），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皇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同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西和甘肃剿共。

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

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同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事件过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同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龙门的蒋宋别墅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蒋宋别墅内居住36天后前往西安。

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同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同日，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明确七项“我们的任务”，其中包括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发动抗日派、严防亲日派，稳定与争取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争取英、美、法三国的谅解与赞助等。任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

12日23时30分，南京中央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同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同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同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同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吧？”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23日，各方代表在张公馆西楼开始谈判，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三位一体”。当天上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提出中共及红军的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加上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些条件的理由；同时说明，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诸项，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些条件，但要转告蒋介石最后酌定。

23日下午，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继续谈判。宋先就6项条件提出实施意见。他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组为抗日政府，并就过渡政府的人选交换了意见，拟推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部长进行适当调整。周恩来提议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张、杨也推荐了几位部长人选，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宋子文还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送其回南京，以主持全国政事，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爱国领袖先释放，蒋再回南京。张、杨、周还提出：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学良领导，先进行抗日准备，南京政府负责军需接济。宋子文答应将此事转告蒋。最后，周恩来提议，在蒋介石同意上述办法下，他可以直接与蒋讨论各项问题。宋子文说，可先与宋美龄谈，他力主和平、抗日。这天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谈判的主要内容电告中共中央。电报表示：如同意这些原则，他将以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电报还请示中共中央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蒋回南京。

24日上午，各方代表继续谈判。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九项协议：（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令人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由二宋负责；蒋鼎文即携蒋手令赴南京，下令停战撤兵。（3）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目前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由宋氏兄妹担保蒋确要停止“剿共”，并经过张学良之手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宋表示先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中国国民党。（6）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具体办法与宋美龄商定。（7）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公开活动。（8）外交政策：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南京后发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九条，基本上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也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天下午，周恩来单独与宋子文会见。宋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主动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潘汉年正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沪、宁与张冲、陈立夫等人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进行磋商。因而，周恩来告诉宋子文，由在沪之潘汉年，负责与其联络，商讨、实施谈判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

同一天，蒋介石当面对张学良做了承诺：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联俄及英、美，改组中国国民党，由孔祥熙、宋子文与张学良商定名单。这表明，蒋介石已基本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和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且增加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一款。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诚挚地向蒋陈述，目前时局，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然后，他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拥蒋抗日之意；若蒋先生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他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听蒋先生指挥。中国共产党如此深明大义，以德报怨，不能不使蒋介石大感意外，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表明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与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谈判中所商诸项）；（三）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宋子文则坚持请中国共产党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愿负责去实施所谈各项；并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蒋回南京。宋美龄表示，十分感激周恩来千里迢迢来斡旋。

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见与谈判，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判。

25日下午3时，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出了“乱子”不好向国人交代，于25日下午3时，简略向杨虎城作了嘱托，即匆匆偕蒋氏夫妇乘车直趋机场。当时机场聚集了几千人，本是欢迎抗日将领傅作义的，蒋误以为是群众向他示威，有点紧张，立即对张、杨又重申了“六项承诺”，蒋介石还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张学良则将手谕交杨虎城，请杨即日起与于学忠代他指挥，然后于下午4时与蒋、宋等登机而去，待周恩来赶往机场，飞机已起飞。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各方态度

亲日派：何应钦积极部署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亲美派：宋美龄、宋子文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积极奔走。

地方实力派

14日，龙云在得到部下可靠消息后通电中央，称拥护中央既定政策。又致电张学良，认为其发动事变“自属谋国俱有苦衷”表示同情，但指出此举影响国家前途“务盼再加思索，为国家保一线生机，为环境留相当余地。”

15日，阎锡山发出致张杨的函电：“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15日，马步芳决定发通电响应国民党中央。遂由姚钧草拟“删”电，即将拍发时，又接受了马绍武、陈显荣的建议，为表白自己对蒋的所谓竭诚拥护，竟将15日签发的电文日期提前两天，改为13日发出的“元亥”电。电文中向南京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表明：“顷据广播电台电讯，惊悉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劫持委座等语，消息传来，全青震惊，除严饬所部一面加紧剿灭河西赤匪，一面防制兰州叛军之扩大，保境安民，敬候佳音外，敬恳详示确情，以便遵循。青海虽处四面敌匪之艰苦环境，芳等只知为党国尽忠，为委座效力外他无所顾，合并呈明，敬请钧鉴”。

16日，李宗仁等通电全国，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桂系军队北上抗日。

19日，刘湘致张学良的电文中认为张对蒋的行为“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

21日，韩复榘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

共产党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派周恩来赴西安参加谈判，促进事件和平解决。

国际社会评论

巴黎《救国时报》：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

美国《民声讲坛报》：“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 （1936年12月14日）

美国《纽约时报》：“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

苏联《真理报》：“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1936年12月14日）

事件结果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回到洛阳，后转飞南京。

张学良：12月26日，到南京后，张学良不幸被扣，由大陆到台湾，失去了自由。

杨虎城：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

军队：东北军被分拆瓦解，十七路军被取消。

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安内攘外“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

社会评价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也因此名垂青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揭秘西安事变内幕 还原历史真相

赵寿山，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

西安事变中，担任西安战斗的总指挥，事变后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赵寿山将军亲历西安事变前后。

赵寿山将军曾是杨虎城领导下的十七路军的一名高级将领，也是西安事变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1936年11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12月4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援。

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援，张当场对游行的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3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学习一年后回到陕西，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人们怨声载道的情况。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我就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我看情况甚紧，便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但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

1936年12月8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命我任西安方面军事总指挥。

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回到室内时，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7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汉奸、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1937年5月5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被迫出国。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38军，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手段对付十七路军。

杨虎城卫兵眼中的西安事变

王志屏，祖籍陕西省兰田县人，与杨虎城同属三秦老乡。1935年7月，他参加了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教导营，当了几天普通士兵后，就被调任教导营勤务班任班长。1936年初，又被选调到杨虎城的卫士队，负责杨虎城公馆周边的保卫警戒工作。

在“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我在西安皇城新城大楼内负责守卫，当时突然停电了，我刚想问是怎么回事时，杨虎城的随从副官王华亭赶紧上前制止，不让管这事儿。然后卫士队进行了分工，我被分在新城大楼的楼后进行守卫。12日早晨，我和卫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将来新城大楼，我们被命令守卫在新城大楼门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门口，我站立在偏门口。原以为客人要从正门进，谁知来客却走了偏门，当时一见到那个重要客人，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客人正是蒋介石，当时他穿着长袍，脚上没穿袜子，光着头，也没戴帽子。他的身边还有几名卫兵紧紧跟随，看到他走来，我下意识地敬了一个军礼，只听他嘀咕了一句，那句话因为说得小声，自己没听清楚，可能是“不要紧”，也可能是“不要敬礼”。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的。

事变当天上午，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当时我就在门口站岗。我戴的有枪套，可没有把枪放在枪套里，而是插在腰间皮带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时，张学良还拍拍我的肩膀，告诫我说：“把枪装进枪套里，不要别在胸前，你们给委员长送东西时，委员长把你们的枪拔去自杀了怎么办？”我赶紧按张学良的命令，把枪装进枪套中。紧接着房间里就传来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争执声。

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的声音说(好像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

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转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馆，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负责看押蒋介石的人轮换班。我那一班人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子明，另一个就是上官克勤。

一次，蒋介石叫卫兵朱子明说，想以私人关系借两毛钱，买点糖吃。朱子明就让我去拿，我找到王华亭副官说明情况，从大厨房里拿来了一包糖，这包糖足有20多斤。送到蒋介石面前时，他却坚决不用，说借两毛钱是私人感情，决不想沾张学良和杨虎城军营里面的公用物品。我们退出来将情况反映给王华亭。王华亭说，你们也真笨，找点纸，包一点糖，就说是用两毛钱买的不就行啦。我们依言照办，蒋介石果然没再推辞，将糖放入水杯中喝下。

“双十二事变”之前，十七路军里就有许多共产党员，杨虎城虽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却一直与共产党员交往密切。在我见到的人中，就有宋绮云、孙蔚如等共产党的干部。

我在看押蒋介石期间，还见到了周恩来。当时我奉命警戒，来了一辆小卧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另一个全副武装，腰挎短枪，手拿公文包，像是随从副官，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接过名片一看，我才知道是周恩来。我立即将名片交给升娃(杨虎城的勤务兵杨鸿升)，随即杨虎城亲自出来迎接了周恩来。

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

萧赞育，时为蒋介石侍从秘书。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50岁生日，发表“报国与思亲”文。11月13日，蒋介石登嵩山，我们偕行。大家曾在古树汉柏前摄影留念。游嵩山后，我们便于12月4日抵达西安，下榻华清池。

事变发生的前两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许多游行请援的学生，在马路上呼口号，街头墙上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停止内战，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大感惊讶，往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问此时此地，何以有此类标语游行？邵不认为太严重，但承认有隐忧；在我看来，这一种现象，应是严重的了。

因此在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我即约集中央派在西安工作的一些人员交换意见，商量办法，大家也感觉到情况之可虑，并知道张学良、杨虎城的左右和部队中，均有左派分子在活动，并举出较为活跃的问题人物若干人，如张部卫队营长孙鸣九、秘书某某等，以及杨部的秘书长，认为均有特别加以注意处理的必要。于是我根据大家提供资料，及目见情形写成一书面报告，准备第二天早上转呈蒋介石，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事变就发生了。

12日凌晨5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林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伤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

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

慢慢地，天已大亮，枪声渐止，我再度开门，走向墙外广场，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张部士兵问明我的身份时，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是要抗日的。”我被送到卫兵门房，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

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一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蒋介石庆幸：“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

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的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

蒋介石走后，我们侍从人员也坐上大卡车，被送往西安杨虎城绥靖公署的卫士队，草席地铺，每人一条军毯，裹着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时，士兵送来一桶饭，一桶菜，有碗筷，无桌椅，饭菜既恶劣，心情更坏，不食亦不饥。这时交际科长周文章带来了八大主张之印刷文件。到临潼捉蒋介石的东北军卫队二营长孙铭九。

天黑后，我和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书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两人住一间房，房内只有一单人床，汪日章让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10时，张学良前来，到每一个房间，对我们的受惊表示慰问，这时我要求和他谈话，张同意，自己将房门关上，我们两人便站着谈。张学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动主要是为了抗日，此次兵谏，系由于蒋介石不接受意见，出于不得已，并告诉我，蒋介石脾气还是很大，不肯吃东西。我便要求在我们四位秘书中，有一人去见蒋介石，听候招呼；他说，不需要，委员长在那边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问张，今后如何打算。张说，委员长今天是中国的领袖，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多听大家的意见，委员长如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张又说，委员长对他并不信任，反听特务人员肆意诬蔑挑拨，说张学良如何联俄联共，对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离心，无以自明。张并说，实则特务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哪里去了？我马上表示，这是误会，我说，委员长实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谁是不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变发生，我们在没有读到兵谏通电以前，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副司令自己主持发动起来的，足见中央派在剿总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以副司令为目标的。张冷笑曰：得了罢！得了罢！张接着又说，我们此次所干的事，一切均由委员会讨论，但我自当负其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当静候国人公评，暂时不另行组织政府，如国人都说我做的不对，我当向国人引咎认错。谈话中也明白表示说：当今之世，尚有谁敢向委员长直言相争者，我这次总算向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临行张又说：昨天第一次见他，他只肯讲两句话：“你要当我是领袖，应赶快送我去洛阳或南京，不能讲条件，否则把我当做俘虏枪毙好了，不必多言。”张说，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现在是我们自由说话的时候了。过去他不许我多说，便不敢多说，现在他不要我说，我还是要找他说，今天早晨又向他说了两个钟头。

张去后，我会见了陈辞修，告以与张谈话经过，陈表示事已至此，恐将一不做二不休，势必蛮干到底；并说，此时中央应有严正表示，何敬公更责无旁贷，应急起主持，统一指挥，以实力谋应付。陈又说，今后如能恢复秩序，诚应切实检讨，特务人员、政工人员，每予人以口实，激起无谓反感者，自应加以注意改进……

杨虎城女儿回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杨虎城的女儿杨拯美只有四岁。

事变和平解决后， 1937年蒋介石就强迫父亲交出兵权，辞去职务，给父亲一个出国考察的名义，逼父亲出国。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1937年年底的时候，母亲回来过一次，走时带着我哥哥杨拯中，说是能为囚禁中的父亲添些欢乐，让人悲痛的是，他同父母一起遇害了，除了杨拯中哥哥，遇害的还有我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妹妹，名叫杨拯贵，是父母在贵州囚禁期间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