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时期河南 枪会丛起护家园

河南人民不堪忍受这些军阀的压迫剥削和扰乱，纷纷成立红枪会(亦称“红学”) 一类的民众武装，用以自卫和反抗。

以豫西和豫北红枪会的人数最多，声势最大。

在一九二一年就有“硬肚”的组织，以后改称红枪会、黄枪会、大刀会、扇子会、天门会等等不同名目。

红枪会最初的倡导者，多为地方之豪绅地主。

他们为了减少他们自己对军队摊派的供应负担，便宁愿先出一笔款子请“老师”传授气功和打制刀枪武器。

因之各地红枪会的指挥权多把持在豪绅地主之手，而实际红枪会的参加者和作战牺牲者则是比较贫苦的农民，地主豪绅和他们的子弟直接参加排练和打仗者很少。、

地主豪绅利用和“红学老师”的紧密勾结，把持红枪会。

红枪会的老师对会众传授“法术”和排练刀枪，都是以封建迷信为基础，行会都供养一个“神” 的牌位，“神” 的名称不同，多数是供奉“祖师”，也有供《封神演义》中的姜太公的，也有供《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为“神”的。

入会的规矩不象帮会那样繁难,只在册子上写个名字,经老师领到“神”前跪拜行礼，并向老师叩个头，就算会众了。

入会后，就要每天夜间参加在老师指导下的“法术”排练。

排练前，先由老师领着上香，敬“神”，然后老师在“神”前捏诀念咒。

最后，每人喝一道“神符”，这才开始排练。

初步练：排砖，即各人拿砖向自己身上排打。

有了基础之后再排刀，即以大刀背向自己腹部、腿部、臂部排砍。

老师认为有了功夫之后：再排枪，排枪之前，暗地把火药大部取出，留下的火药，以能把弹头推出枪筒并使人听到响声为限度，这样子弹就不会打死人。

无论哪种排练，都要脱光上身衣服(冬天也如此),每排一下，口中发出“哈”声。

这三种排练过程完后，便算“功果完满”。

老师说：可以“刀枪不入”了，遇事便驱令参加作战。

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不尽相同，红枪会使用一丈二尺长的红缨枪,枪头一尺二寸长，好钢打成，锋利无比；黄枪会则使用黄缨枪,尺寸与红缨枪同；大刀会则使用大砍刀，刃长二尺多；扇子会则一手拿一把折扇，另一手使刀；天门会则刀枪并使。

上阵打仗时，因人数众多，并不散开，密排而上，手持枪刀，横眉竖目，口中“哈、哈”直叫，那个样子确也叫人害怕。

虽然如此，当出去打仗时，老师仍旧叫会众尽量使用现代武器-手枪、步枪甚至机关枪。

过境军队或失败的军队往往被红枪会缴械的原因，主要是红枪会熟悉地形，人多势众。

平时排练时，会众白天照旧做自己的农业生产劳动，各吃自己的饭。

如出动打匪或截军队，那就所到之处向百姓派饭吃了。

北伐期间，豫西的红枪会开始组织于伊阳，由邓文奎发起, 以自卫为号召，一呼百应。

不数月间，洛阳周围临汝、登封、密县、巩县、汜水、偃师、新安、渑池、洛宁、卢氏等县乡村，均相继组织，且发展极快，人数众多。

吴佩孚受奉军压迫离开巩县兵工厂南逃时，沿途曾受到红枪会截击，并扬言要吴佩孚清算连年派粮派款及发行军用券坑害百姓的老帐。

吴佩孚带卫队不敢和红枪会对抗，钻隙鼠窜南逃，状极狼狈，昔年大帅威风，扫地无余。

密县附近的王维城、陈文钊等部受奉军压迫失败时，也被红枪会收缴枪支不少。

在豫北，京汉铁路以东清丰、南乐、濮阳、滑县、长垣、延津等县乡村，在奉军入豫前后，都有红枪会和大刀会的组织，会众之多，声势之大，不亚于豫西。

会众时常与奉军为敌，因之奉军的军事行动，颇受红枪会之阻滞，使奉军小部队不敢单独行动。

奉军于珍部进入豫北时，安阳西北乡的红枪会竟将漳河桥炸断，迫使奉军一度由新乡退回安阳。

滑县的红枪会曾一度收缴道口奉军枪支一营，并占领道口，还几次攻打滑县县城。

豫北各县的大刀会与红枪会组织不和，有时互相攻打。

豫北铁路以西乡村有天门会的组织，声势也不小。

豫西、豫北各县的红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直到冯玉祥统一占据了河南，才用劝、打兼施的办法压迫解散。

同时，冯玉祥由河南省政府派出许多民团指挥，统一了各县民团组织。

许昌以南沿京汉路各县，由于直军来回几次过境，粮食、车辆供应浩繁更超过其他各县，有的乡下农民真的连粮食都没有了。

闻曾发生贫民抢粮暴动事件多次。这也反映当时河南人民被压迫剥削得不能活下去，才不得不铤而走险。

一九二六年，河南人民在军阀和地方团队的压迫剥削下，民不聊生，豫西民间编唱有这样的民谣：“民团枪会保地方，蒸馍炒蛋甜面汤，来了军队更遭殃，车马粮食一扫光。”

豫南民谣有“贼拉富家票，官军啥都要，不管富与贫，逼得齐上吊。”

郑州、开封一带民谣有“吴大帅、张大帅，带的队伍一样坏，吴走张来一般样，吃光拿光不算帐”。此亦足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了。

刘汝明 （中华民国陆军上将）

刘汝明（1895年5月12日—1975年4月28日），字子亮，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早年入冯玉祥领导的第16混成旅。国民军成立后，刘汝明就任警备第1旅旅长。后来升任西北军暂编陆军第10师师长。

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被任命为宋哲元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

1933年，刘汝明参加长城抗战，任第一四三师师长。1936年，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7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八军军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汝明出任第四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被任命为第八兵团司令官，参加徐蚌会战。1949年，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刘汝明自行决定率其第五十五军和第六十八军从安徽贵池撤至福建漳州。

1949年8月，奉蒋介石之命，驻漳州的刘汝明第八兵团率第五十五军接防厦门。解放军于1949年10月17日攻占厦门时，刘汝明即率部乘船撤往台湾高雄港。台北《中央日报》发文责备厦门守军执行上级命令不力，矛头直指刘汝明。刘汝明从此一蹶不振。

一、人物生平

刘汝明（1895年—1975年）生于1895年5月12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河北献县人，字子亮。行伍出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一期毕业。

1912年1月入左路备补军（统领陆建章）第2营（管带冯玉祥）前哨当兵，旋升第5棚什长。

1913年8月调升警卫第1团（团长冯玉祥）第3营第10连少尉排长。

1914年2月所部编入北洋陆军第7师（师长陆建章）第14旅（旅长冯玉祥）第27团（团长杨桂堂），升任第3营第10连上尉连长。10月所部改称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第1团（团长杨桂堂），仍任第3营第10连上尉连长。

1917年4月调任第16混成旅（旅长杨桂堂）第1团（团长邹心镜）第3营（营长李鸣钟）上尉营附。10月调升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少校副官。

1918年2月调任第3团（团长张树声）少校团附。

1919年4月调任第3团（团长李鸣钟）第1营少校营长。

1920年7月调任第4团（团长刘郁芬）第1营少校营长。

1921年8月所部改称第11师（师长冯玉祥）第22旅（旅长鹿钟麟）第44团（团长刘郁芬）第1营，升任中校营长。

1922年10月调升第25混成旅（旅长宋哲元）上校团长。

1924年7月18日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10月调升国民一军（兼军长冯玉祥）警卫第1旅（辖两团）旅长。

1925年12月警1旅改称西北边防军第10师（师长门致中）第31旅（辖两团），仍任旅长。

1926年3月升任第10师（辖三旅）师长。4月3日晋授陆军中将。

1927年1月升任国民联军第2军（辖第8师、第10师）军长兼第10师师长。5月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2军，仍任军长兼第10师师长。

1928年9月1日第2军缩编为第2集团军暂编第10师（辖三旅），降任中将师长。10月2日暂10师改称第29师（辖三旅），仍任中将师长。11月10日调任第26师（辖三旅）师长。同月30日调任军政部（部长鹿钟麟）中将参事。

1929年2月27日兼任中央编遣区办事处（兼主委何应钦）委员。4月调任第2集团军特务师（辖两旅两团）师长。5月调升西北军第10军（辖两师）军长。10月升任第5路军总指挥兼第10军军长。

1930年4月专任第2方面军（总司令鹿钟麟）第1路军（总指挥张维玺）第10军军长。

1931年1月所部编入东北边防军第3军（军长宋哲元），改任中将副军长。6月边3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仍任中将副军长。

1933年4月兼任暂编第2师（辖两旅）师长。6月暂2师改称第143师（辖两旅），仍兼任师长。

1935年4月15日叙任陆军少将。7月17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1936年4月21日晋任陆军中将。6月26日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委员。7月6日兼任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同月9日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11月12日获颁三等云麾勋章。

1937年8月31日升任第68军（辖第119师、第143师）军长。

1938年6月4日升任第28军团（辖第68军）军团长兼第68军军长。

1939年1月20日调升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副总司令兼第68军军长。

1943年4月23日代理第2集团军总司令，辞去军长兼职。8月1日实任第2集团军（辖第55军、第68军）总司令。

1944年7月31日晋颁二等云麾勋章。10月带职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一期学习。

1945年1月陆大毕业后仍任原职。10月第2集团军改组为第4绥靖区，升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副主任兼第4绥靖区司令官。同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

1946年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

1947年3月14日获颁四等宝鼎勋章。

1948年1月1日晋颁一等云麾勋章。6月调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兼第4绥靖区司令官。12月1日第4绥靖区改组为第8兵团，仍兼司令官。

1949年1月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副总司令兼第8兵团司令官。4月调任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兼第8兵团司令官。10月22日被免职后赋闲。

1952年10月22日退为备役。

1975年4月28日在台湾台北病逝。5月10日追晋陆军二级上将。

二、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刘汝明（1895年——1975年），字子亮，人称“刘善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冯玉祥十三太保、西北军中五虎之一。1895年生于河北省献县抛庄，先人世代务农，中等人家。至其祖父时家道中落，仅有薄田五亩、土屋三间。所幸其父懂些医道，为人治病小补家中生活，后来听他人劝告，去东北谋求发展，不久患传染病客死哈尔滨。当时刘汝明13岁，有一姐一妹一弟，弟弟刘汝珍年幼。母亲带着姐姐纺纱织布，含辛茹苦上侍公公下养四个儿女，艰难度日。刘汝明跟从族人刘连璧老人读私塾很刻苦，有学而优则仕的想法，以图改变家庭面貌。然而科举制度已废止，官路不通。母亲欲送他去学商，他认为自己的性格不近此道，无可奈何，只好去当兵。刘汝明曾说：“假使有人为我写传，一定说我‘幼怀大志，投笔从戎’，其实不然，我不过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业，用来减轻母亲的负担，并希望进而能养亲抚幼而已。”

1912年元月，刘汝明离开了生活十七年的故土，到景县去投军。向母亲叩别时，母亲噙着眼泪，仍不停地摇着纺车，低头默无一语。姐姐哽咽着手领着妹妹弟弟，送他到大门口，不禁嚎啕痛哭。刘汝明强忍着酸楚，放开脚步一口气跑出了村子，从此便踏上了四十年的军旅征途。

投军前他对于军队一无所知，只听说九十里之外的景县有人招新兵。等到报了名之后，才知道所参加的部队是陆建章新成立的“左路备补军”，营管带就是以后的著名将领冯玉祥。入伍不久，哨官知道刘读过书，便叫他当文案。刘了解到文案就是造花名册或写个普通公文而已，心想：既然来当兵，就得一刀一枪地得个正途出身，便向哨官苦苦哀求改为列兵。很快管带得知刘读过四书五经，便将他叫去问话，果然对答如流，于是和哨官商量把刘安排为什长（班长）。可是刘刚入伍不会下操，便下苦功晚上跟哨长学，经常独自练到深夜，白天再去教新兵。 1913年，军队的管带、哨官、哨长、什长改称为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刘汝明就在这一年当了排长。刘汝明入伍后打的第一仗是1913年8月奉命到河南新乡围剿白郎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1914年任连长;1916年任副营长，1917年刘随冯玉祥挫败张勋复辟阴谋，因有功而升官，成为冯部的骨干。1924年9月冯发动北京政变，刘升任警卫旅第一旅长，负责北京社会治安。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阎锡山等各派军阀，组成了“讨赤联军”，向国民军大举进攻，国民军被迫放弃天津、北京，撤至南口预设阵地防守，刘汝明的第十师和佟麟阁的第十一师担任南口正面防御，其他部队则部署在察东和晋北各地，对奉军和晋军作战。当时南口方面是主要战场，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这一方面，并集中大炮和飞机轮番轰击。刘汝明指挥所部浴血奋战，岿然不动。激战约四个月之久，国民军因伤亡过半，弹尽粮绝，乃于8月15日下令向绥远、包头一带撤退。刘部在撤退时，估计到路途遥远，行军困难，将辎重车辆和笨重物品尽行遗弃，腾出骡马交由士兵轮流乘骑，所以他的部队走失最少，行动最快，只用了半月左右，就到达包头附近。

冯玉祥“五原誓师”以后，刘汝明就率部到了五原，冯看到他的部队在苦战数月之后，仍然人强马壮，甚为高兴，对他慰勉有加。当时国民第二、第三军的杨虎城、李虎臣等部，被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于西安城内，已有六七月之久，待援甚急。冯乃令刘汝明立即率部援陕，会同孙良诚、孙连仲、方振武、马鸿逵等部，速解西安之围。由于刘汝明部骡马较多，行军较快，十一月下旬就赶到咸阳前线。经与孙良诚、孙连仲等会商，决定由刘汝明部绕至韩森寨一带，向敌后猛攻。刘镇华部仓皇溃退，西安之危乃解。在“北伐”战争结束后，冯玉祥在发给刘汝明的“奖状”中，有“孤军当南口之险，走马解西安之围”等语，对他这在两次战争中的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西安解围之后，刘汝明被冯玉祥提升为国民联军第二军军长，这时刘镇华的镇嵩军主力退至潼关以东的陕州一带，不久就接受了国民联军第八方面军的番号。只有麻振武（绰号麻老九）部占据渭河以北的同州（大荔），拒不投降。冯玉祥令刘汝明率部围攻，因为同州城池坚固，而刘部又缺乏炮兵，所以屡攻不克，乃改用围困办法，相持数月之久。1927年7月，冯玉祥又增派张维玺部协助攻击，终于将城攻破，麻振武被击毙，所部全被歼灭。1927年10月，当国民军与张宗昌部在豫东进行激战时，刘汝明又率部赶至陇海路前线。这时韩复榘率部乘胜穷追，孤军深入徐州附近，遭到张宗昌、孙传芳等部包围，刘汝明率部及时赶到，将敌军打退，使韩部转危为安。

1928年刘汝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参事。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整顿军队，冯玉祥第2集团军缩编为12个师，刘汝明任第10师师长。冯玉祥到南京就军政部长职，刘汝明随冯玉祥任军政部参议。一次，刘汝明随冯玉祥谒见了蒋介石，蒋说：“你就是当年守南口的刘师长么？哦，很好，年青有为！”1929年春天，刘汝明随同冯玉祥离开南京，回到第2集团军总部，任特务师师长，驻扎郑州。蒋桂战争爆发后，韩复榘、石友三等反对冯玉祥西撤计划，叛冯附蒋。韩复榘曾劝刘汝明一起行动，遭到刘汝明拒绝。韩、石叛变后，刘汝明奉冯玉祥命令收容不愿随韩、石投蒋的官兵，整编为第10军，刘汝明任军长。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刘汝明任第5路军总指挥，率领3个军镇守陕西。8月，冯玉祥在陇海线的进攻受挫，电令刘汝明率第5路军出陕，准备投入主战场作战。当时刘汝明能调动的只有第10军的几千人，他认为陕甘空虚，万一有失，西北军就会失去后方根据地，再则数千人投入主战场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再三向总部陈述自己坚守陕西、屏障西安的想法，无奈冯玉祥执意不允。刘汝明只好率部入豫西，孤军赴援，不仅未能挽回冯军的颓势，反而被蒋军包围在鲁山地区。不久杨虎城趁虚进入陕西，切断西北军的退路。在进退两难之际，刘汝明沉着指挥，顽强抵抗。9月20日，蒋介石派飞机向刘汝明投下劝降文书，刘峙也派人给刘汝明送来亲笔信，劝他反正，并保证让他继续担任总指挥。刘的部下也劝他早作打算。但刘汝明对冯玉祥忠诚不衰，他说，我投军18年，冯先生一手把我从一名小卒提拔成总指挥，恩重如山，背冯投蒋不仁不义。战至10月，蒋介石加紧策反，冯部将领纷纷投诚，邵力子也来信劝降，刘汝明仍矢志不移，忠诚主帅，他在拒降信中说：大丈夫宁作断头将军，决不作降将军，他立志要带部队突围出去，后终于在豫西渑池一带突围，北渡黄河进入山西，全军尚有8000人。冯玉祥下野后，败退到山西的冯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后整编为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刘汝明任副军长。

长城抗战

1933年，二十九军暂时增编第二师，刘汝明调为暂二师师长。此时日军大举进犯长城，二十九军前往援助张学良部，接替喜峰口和罗文峪的防务。侵华日军在喜峰口战役中遭到国民党二十九军将士的顽强抵抗，惨败而归。日军在喜峰口方面损失惨重，无力再战，一度只能派出小部队骚扰，反遭我军一击即溃。于是日军改变进攻方向，喜峰口以西的罗文峪首当其冲。 1933年3月中旬，侵华日军从承德方向调集早川、濑谷义的第31、第8两个联队，并附骑兵两个团，装甲车10余辆，飞机20架，联合蒙、鲜伪军两个旅，总计兵力过万余人，向长城罗文峪口挺进。 3月15日夜，29军探知敌先头部队抵达兴隆半壁山时，设在遵化城的前线指挥所急命暂二师两个团防守罗文峪一带各口，同时将第37师一个旅、第38师两个团统归暂二师师长刘汝明指挥，总兵力约6000人，在遵化罗文峪一带的长城线上迎战来犯之敌。1933年3月16日凌晨3时左右，日伪军先头骑兵部队由兴隆县半壁山开始向遵化罗文峪发起正面进攻。我遵化城防司令祁光远带领一个团火速赶到三岔口截击敌先头部队。经过5小时激战，大败敌先头骑兵部队，然后迅速撤回罗文峪阵地。 上午8时左右，在长城罗文峪口一带，敌我两军正面的阵地争夺战开始。29军官兵以长城为阵地抗击来犯之敌。由于我方炮火强度压不住日伪军，因而使敌军的炮火越发集中和猛烈．日军直接以山炮瞄准轰击长城，把原来很完整的罗文峪段长城顿时炸得砖石横飞，破败不堪。而我军官兵始终坚守阵地，几经相持，各不退却，敌我双方损失均较大。正在僵持不下之时，刘汝明师长亲临火线督战，29军官兵群情激愤，一举将进攻罗文峪口之敌击溃。 当晚8时，日伪军以步兵、炮兵联合的强大阵势，向罗文峪口29军阵地猛攻，仍遭到迎头痛击。随后，战场逐渐进入暂时休战状态。 罗文峪激战第一天，日伪军损失兵力1000余人，29军伤亡仅700多名。

3月17日上午8时，日伪军调集步炮兵五六千人，由半壁山向罗文峪口进攻再战。敌人在进攻中，先以重炮火力集中于一点对29军阵地猛轰，大批步兵冲锋紧随其后，同时派出20多架轰炸机低旋轰炸罗文峪口。因我方官兵对此早有准备，利用残破的长城躲避敌人强烈炮火，以长短枪和刺刀与近敌相拼杀，依然拼死决战数小时之久，把来犯之敌拒之罗文峪口外。 到中午12时左右，日伪军已向罗文峪口发射炮弹500余发，整个山谷已经变形，但29军防御阵地依然故我。刘汝明师长身先士卒，亲率一连手枪大刀队埋伏在山口处，等待来犯敌步兵近到200米处时，则站出来挥刀督战，并投掷手榴弹、挥舞大刀奋勇杀敌，使进犯我阵地的日伪军仓促溃退。刘汝明率队乘胜奋勇追击。 下午2时，29军官兵将日伪军第一道防线突破，随后又将敌第二道防线突破，日军少佐吉田被击毙。当晚7时，敌军在29军猛烈反击下全部向后撤退。当夜，由营长王合春带领一营士兵，翻越五六座山岭潜入敌营地，以手枪、大刀血战5小时，杀敌500多人，迫使敌军向北溃退。王合春营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全营仅有70人生还。 17日激战一昼夜，29军官兵与日伪军血战20多次，生擒敌指挥官3人，杀敌1000余人。29军伤亡士兵400余人。

3月18日凌晨2时日军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向29军驻守的罗文峪口实施新一轮猛攻。师长刘汝明亲自督战，指挥官兵占据长城各隘口，以手榴弹、机枪沉着应战，杀敌数百人，再次击退敌军进攻。 天亮时分，敌军又以集中炮火向我罗文峪守军阵地攻击。到中午时，敌军派来30余架飞机低空盘旋轰炸。同时，3000余步兵乘机向我罗文峪口阵地发起冲锋。29军各部配合默契，士气倍增，奋勇杀敌。经过5个小时的血战肉搏，打退了敌军30多次进攻，毙敌五六百人。 当晚10时，日伪军再次以全部兵力向我罗文峪阵地发起猛攻。师长刘汝明亲沿各阵地督促官兵拼命抵抗，顽强地打击进犯之敌。刘汝明还指派旅长李金田带领一团兵力，趁夜绕翻7座山头摸到敌机枪阵地，用大刀砍杀敌机枪手。团长祁光远也率部由右翼阵地潜出，向敌阵背后袭击。于是，刘汝明见势急令发起全线反攻，将日伪军赶出罗文峪以北10余里。

罗文峪血战三日，29军官兵杀敌3000多人，自己伤亡1700余人，大大挫伤日伪军的元气。至此日军在罗文峪方向再无进攻能力，不得不败兵撤退。

中期经历

1935年刘汝明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36年4月升为中将，6月任察哈尔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刘汝明的暂二师番号改为143师，驻防张家口、宣化、怀来一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失守，察哈尔位置突出，三面受敌。7月16日宋哲元自原籍返回北平，刘汝明17日由张家口前去看望。21日接到报告，约千余日军正由古北口向南口与北平间的沙河急进，似有截断平绥铁路的企图。宋哲元当即命刘汝明速返张家口，准备作战。下午5时刘汝明的火车过沙河站后约十分钟，日军就赶到沙河，强行拆除路轨500公尺，日军这一行动显然是阻止刘汝明回张家口，但他们晚了一步。在张家口战役中，援军傅作义、汤恩伯、高桂滋配合刘汝明部，经过十天的抵抗，终因没有军事设防、指挥失调、武器落后等原因，于8月29日夜撤退。

1937年9月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143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八军，刘汝明任军长。根据国民政府的战区序列，1937年10月刘汝明的68军调归第二战区序列，与35军、61军、17军、13军组成了以傅作义为总司令、刘汝明为副总司令的第7集团军，之后又划归第2集团军。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刘部在冀南豫北的道口、内黄、滑县、清丰、大名一带游击敌人，斩获颇多。在黄河以北山东的馆陶、临清、德州一带战果更丰硕。1938年3月20日台儿庄会战时，刘汝明奉李宗仁令开往徐州一带。在瓦子口处，刘汝明率领六十八军猛击敌人，敌人猝受打击，惊慌回窜。

1938年4月18日，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令第五战区集中兵力于徐州附近，准备再次聚歼日军。日军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对方，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5月中旬, 前方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不断传到武昌国民党军委会蒋介石的案前，徐州突然面临的严重危机，使他那因台儿庄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冷静下来。蒋介石突然意识到：日军的意图是要围歼徐州中国军队主力。若徐州那50个精锐师被日军吃掉，我还抗什么战？蒋介石立即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一块研究策划。日军的企图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已不现实，何应钦等人亦主张赶紧突围，决定放弃徐州。 蒋介石口授给李宗仁的十万火急电令：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委会着令你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

一、顾祝同第24集团军在苏北，第69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中南原地坚持抗战。

二、刘汝明第68军为全军后卫，掩护主力转移。

三、第5战区其余各部，立即向豫皖边区突围……

接到命令后，刘汝明率领六十八军留守徐州城，掩护第五战区主力转移，在萧县一带刘汝明伏击日军第9师团，使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军见中国军队大部已走，企图于徐州城围歼刘汝明部。刘汝明部佯作死守状，及见各路大军撤尽，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放弃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军数十万大军的重围，安全转移。敌军不但没有击溃刘汝明部，甚至连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日军的华中派遣军的13师团一路杀来，发现李宗仁唱了一出空城计，又令一心想争功的华北方面军大感挫折，日军伤亡了万余人的代价，得到了一座空城。

1939年春，信阳日军以一个旅团北犯我明港阵地，工事全被日军炮火击毁，一一九旅退据明港西北地区。重庆军委会电令确保距明港90里的确山，刘没有死守命令，而是抽调驻防桐柏地区的两个旅迅速向明港以南挺进，切断敌军后路，令一一九旅向明港之敌反攻，令军部控制之预备队独立二十七旅星夜由泌阳的曾沟向铁道线挺进，腰击由明港向确山进犯之敌。翌早，日军飞快回窜，我军仅截击其少数后尾部队，俘虏日军两名，明港阵地收复。后来白崇禧、何应钦在军事汇报中说，这8个月中第五战区没什么重大军情，只有六十八军刘汝明大胆抽调兵力，集中使用，击破日军在攻占明港后向确山进犯之企图，恢复了明港。

1939年秋天，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30军由叶县移驻唐河，归驻在老河口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这时，68军被编入第二集团军战斗序列，刘汝明兼任该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1940年以后刘部长期活跃于豫、鄂接壤处，多次战斗，给日军很大打击。

1943年3月，孙连仲被调到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刘汝明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珍升任68军军长。这时孙连仲把30军带往第六战区，第二集团军下辖68军（军长刘汝珍）、55军（军长曹福林，原韩复榘旧部）、69军（军长米文和，原石友三旧部），总司令部仍驻南阳。另外，豫南游击总指挥田镇南部和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何章海部，也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指挥。

1943年夏天，蒋介石电令刘汝明到重庆陆军大学学习，总司令职务由副总司令曹福林代理。1944年春季，敌军又大举向第一战区进犯，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所属部队很快就被敌人击溃，纷纷经伏牛山退向豫陕边境，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的洛阳，也被敌人攻占，司令长官蒋鼎文退往西安。这时刘汝明已在陆大将官班毕业，得知河南战况后，迅速赶回南阳。敌人在第一战区取得胜利后，以一部由鲁山南下，企图进攻南阳。刘汝明当时命令68军暂编36师师长崔贡琛，率部开往南召（今云阳镇）以北地区截击。崔师长利用有利地形，迎击进犯之敌，激战两昼夜，敌人未能得逞，乃经由方城以北地区向信阳方面退去。1944年授予刘汝明上将军衔。

后期经历

1945年4月，日军又对第五战区发动了一次攻势，敌人主力由南阳以北的大石桥渡过白河，刘汝明决定以143师黄樵松部固守南阳城，由119师和暂编36师掩护总司令部逐步向内乡、淅川一带后撤。固守南阳城143师黄樵松部受到敌人的猛烈攻击，激战约一星期后，刘汝明觉得南阳距我主力部队数百里，补给困难，无法久守，乃电令黄樵松率部突围，绕道撤回郧阳附近。这次战役，由于第二集团军采取了节节抵抗，逐步后撤的战术，所以损失不大，保存了实力。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刘汝明奉令率部急行军到许昌受降。

1946年6月国共内战时期，刘汝明部队不断遭受解放军的打击，淮海战役中损失惨重，此后刘态度消极尽量避战。厦门解放，刘全军被歼。1949年10月间仅带少数人退到台湾，1952年退役。解放后，其在津房产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代管。 暮年，其弟汝珍及其长子刘铁军等家皆移居美国，他身边亲人极少，几十年的袍泽们亦先他而去，孤寂凄楚之情时时萦绕心间，常使他沉湎于往事之中，写有《刘汝明回忆录》、《七七忆战友》、《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等文章。在《七七忆战友》中追忆往事，因绝大多数人都死在大陆，所以他心系大陆，既怀念故人又怀恋故土。文章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仍然人神有隔，我必一一到你们灵前去祭吊的。”当了一辈子军人、地地道道行伍出身的刘汝明于1975年4月28日病故台北。

三、人物事迹

中原战场

刘汝明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在抗日战场上战功显赫，但是在解放战争中却表现平平，前后反差极大，让人觉得好奇。在中原战场上，集结了国共双方一大批优秀的指战员，解放军有刘伯承元帅，陈赓、粟裕等优秀战将，而国民党方面也不差，如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区寿年等等。刘汝明，这位抗日战争中立过显赫战功的将领，在国共内战中表现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徐蚌会战中，刘汝明认为单凭自己孤掌难鸣，根本无力回天，所以一直逃避，以免不必要的牺牲发生。朋友们称他为“老兵油子”，他是国民党的一位兵团司令，和刘伯承交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在国共内战的头一年刘汝明曾在刘伯承的指挥下遭受沉重打击，被歼1万6千人。1947年1月刘伯承发起了巨、金、鱼战役包围了金乡，刘汝明命其弟刘汝珍率部前去解围，途中被歼4个团。3月蒋介石为了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布置了一条黄河防线，刘汝明率2个师负责守备东阿到开封沿河阵地。6月30日刘邓大军在黄河沿线三百多里的正面一举突破黄河防线，当时徐州听说刘邓过江了，急忙打电话问刘汝明是怎么回事，刘汝明居然回答说只听说解放军打了几百发炮弹过来，至于过没过江则不知道。后来刘汝明自知敌不过刘伯承，只好急电部队撤退到郓城、菏泽两地，固守待援。7月10日郓城被攻破，他的部队全部被歼，只有他的师长曹福林只身逃回。1948年徐蚌会战中刘汝明率第八兵团，奉命与李延年兵团北上救援黄百韬、黄维，重新打通津浦路。受命后，他认为大势已去，去救黄百韬和黄维是九死一生，所以选择了按兵不动，以便保存实力。当受到解放军阻击时，则是避其锋芒，部队直接退到淮河以南。尽管有蒋介石的严令，和剿总司令刘峙亲自督阵，刘汝明也全然不顾。 蒋介石说刘汝明打的是“滑头阵”，事实上他自己心里明白当前的形势，而不是不敢对阵，事实上是根本不能和解放军打这一仗的。

性格特点

刘汝明身躯魁梧，言行拘谨，知识不广，思想保守，平日深居简出，不喜交际应酬，好思虑，有心计，生活俭朴，事母至孝。同时性情温和，爱护士兵，待人宽厚，虽违犯纪律，也很少责罚，因此在军队中被称为“刘善人”，而部队的纪律也较松弛，热心教育事业，在军队驻扎地建立过学校。他指挥作战沉着坚毅、善于防守，深受冯玉祥的信任。抗日战争期间，对于由冯玉祥左右来的人颇为依重，但国共内战期间，对这些人逐渐疏远，并陆续调离重要岗位，可能是怕蒋介石对他的怀疑，也可能是蒋本人或陈诚暗中给了他指示。淮海战役后刘汝明的兵团兵源缺少了8个团，他的部下背着他拉夫补充，后经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安徽省政府顾问，合肥和平解放的关键人物朱幼农先生向刘汝明和刘汝珍兄弟反映，刘汝明就立刻打电话下令把拉来的兵全部放走，果真如此，到第二天拉来的兵确实全部被放了。后来朱幼农先生在临终前曾多次告诉后辈：“合肥解放前夕未遭破坏，百姓免受困难，合肥和平解放，刘汝明是做了好事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以后有机会，你们要多替我帮他讲几句公道话”。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汝明在张家口与日军作战、汤恩伯在南口与日军作战。但当时报纸及一般舆论异口同声地只颂扬汤恩伯，而不提及刘汝明，甚至骂刘为汉奸。刘汝明对其参谋李诚一发牢骚说：我在张家口打了一个星期。一个师长受了伤，一个旅长阵亡，一个旅长受伤，一个团长(刘田)阵亡。刘田是你们湘乡人，是我最好的团长，你能了解清楚的!我还有7个营长阵亡，好几个受伤。还说我'一枪未放'，'汉奸'！难道这些人都是自杀的!自己打伤的吗!刘田团长确实是李诚一的同乡，离李诚一家仅20多里地。在张家口作战时，刘田团长捆好9颗手榴弹去炸日军坦克，英勇阵亡。后来李诚一把刘汝明这些话原原本本电告蒋介石，并发军统一份。后来蒋介石在武昌召见刘汝明时，给他3万银元，他全部赏给士兵了。

即使做到这一步，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在抗战中，刘汝明的二儿子刘铁军在战场上和大哥刘铁山背着高射机枪，奔跑着打日本飞机。后来刘汝明将刘铁山送往美国学习飞行技术。在海陆空三大军种中，空军被公认是最危险的军种，尤其是中国空军，基本都是有去无回。因此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肯送子弟去参军的不乏其人，但送去学空军的则寥寥无几。刘汝明却是特例，他以军长的身份，将在地面上打过仗的大儿子送去美国，不是踱金，而是学习飞行技术。大儿子学成归国后服役于昆明机场，最后以身殉职。这事弄得与刘汝明素无私交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感慨不已，亲自去电安慰，还逢人就称赞刘汝明此举了不起，并对多人说过：高级将领只有两人送子弟学空军，刘汝明其一也。

长江战场

到了江南后国民党国防部认为刘汝明的第8兵团兵员充足，让其防守长江防线。但是，刘汝明认为单凭自己难以扭转局势，所以没有以卵击石。当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刘汝明的部队立刻全线撤退。汤恩伯知道刘汝明不战而撤，大发雷霆，当即打电报给刘汝明，命令他务必坚守江防阵地，阻止解放军渡江。刘汝明看后置之不理，他想此时蒋介石已经引退，李宗仁没有实权，汤恩伯自己没有基本部队，他们都不可怕，最可怕的要算解放军了他们能把他彻底消灭，所以当务之急是迅速脱离解放军的追击，唯有如此才是保全自己之道。只不过他的部队在撤退中不断被歼或起义，到后来也剩不下什么了，他只好孤身来到台湾。

党玉琨

党玉琨（1887—1928），陕西富平人，早期革命党人，字宝山，小名根宝。陕西靖国军将领。党玉琨可谓破坏周秦文化的千古罪人，同时堪称与孙殿英、靳云鄂齐名的民国三大盗宝枭雄。1928年9月5日，被宋哲元部击毙。

一、反清刀客

党玉琨因早年在西安与清军刘世龙部遭遇时，脚部受伤故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跛子”。党玉琨在青少年时期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家境贫寒。稍长时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后来成了富平县北部一带的著名刀客，辛亥革命时投到了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部下，历任排、连、营、团长。后任陕西靖国军第一路第三支队司令。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党玉琨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玉琨盘踞凤翔，俨然自成独立王国，其部队纪律废弛，苛索强搜，杀人越货，横行一方，民无宁日。加上党玉琨本人鸦片烟瘾特大，烟酒嫖赌，恶习俱全，生活特别堕落。他的小老婆党彩霞，乳名“婉”、外号“小白鞋”，竟任党的卫队营营长，招摇过市，作威作福。党玉琨还先后派其部下，大肆盗掘西府一带古墓葬，窃掠了大量珍贵文物，据为已有，供其挥霍。因此，当地百姓无不恨之入骨。

二、大肆盗宝

1925年曾率部参加了西安守城战，曾亲率精锐和陕军各部在三原与镇嵩军作战。战后所部被改编为国民联军第十二路军第一师，党任师长，辖贺玉堂（春轩）、吕振斌（勇芳）、张万胜三个旅。1927年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南路军第三军第一师，冯玉祥为掌控陕西，借响应北伐号召之名，趋陕军出陕，一时间，陕军各部被搞的人心惶惶。纷纷离开陕西境内。杨虎城、卫定一、田玉洁、李虎臣等也都被派往各地前线。唯党玉琨秘密与南路军总司令岳维峻接洽，达成协议，让党部仅派吕勇芳旅，随岳维峻南下武汉，响应北伐。党自己拥兵自重，依然留守宝鸡。遭到冯玉祥的嫉恨。驻凤翔期间更是为了扩充地盘和军事实力，委任旅长贺玉堂为盗宝总指挥，勾结地方乡绅杨万顺动用千人民工对斗鸡台一带的秦汉古墓群进行了大量的盗掘。盗取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其中以西周夔纹铜禁和珂尊最为著名和珍贵。致使一部分国宝流落到了海外。由于冯玉祥与陕军各部的矛盾不断升级，双方皆有将对方驱逐出陕的目的。一场不可回避的军事冲突已不可避免。李虎臣首先与远在南阳的豫军樊钟秀达成共识，决定起兵反冯。1928年5月联络耿庄、段懋功等举兵围攻潼关，同时又党玉琨 、何毓斌、赤亚武围攻西安。但由于陕军各部各行其是，无法达到统一指挥，再加之宋哲元迅速从洛阳回援，使陕军此次倒冯失败。随后党玉琨听从参谋长曹耀南建议，积极与远在南阳的岳维峻联络，求其支持。是年腊月，党命部下挑选鼎、簋、卣、斝各一件附信派人送给岳维峻，岳立即派一名副官率一排武装化装成便衣，从卢氏、商洛一带沿秦岭进至凤翔，送给党玉昆手提机关枪二十挺、水机关枪十挺、山西造圆盘机关枪与各式子弹若干、南阳绸数十匹。来人并带岳维峻致党玉昆帛书一封，缝在副官身上所穿的烂棉衣领子内，拆信时党部高级军佐等人均在场。

党玉昆收到岳维峻所送武器及书信物品后，信心大增，立命部属整治城防，矢志固守，同时复函岳维峻，誓死守卫凤翔。另送银元八千，斗鸡所出两周古玉数件，均分别装在五口皮箱内，交岳维峻副官并来人顺原路带回南阳。于是，党玉琨便积极备战，决心与宋哲元决一死战。

凤翔城城高池深而易守难攻，人称“卧牛城”。1928年5月，宋哲元经请示冯玉祥同意后，调来张维玺的十三军回陕增援。宋、张见爬城硬攻牺牲惨重，且久攻不克，甚为着急，便改用掘坑道轰倒城墙的战术来攻城。坑道是从县城东门外“东湖”西北角喜雨亭附近一家民宅开始掘进的，距城墙约200米。先从地面向下挖约四丈多深，再向城墙方向掘进。坑道顶部和两壁均用坑木支撑，以防塌陷，有渗水或稀泥处，则用棉花、被盖等物铺垫。约半个月时间，坑道终于挖到城下，并在那里挖就一座约一间房子大小的放炸药地下室，然后堆置七棺木炸药，共约4000公斤，并接通了电线。一切准备就绪，宋哲元亲自指挥，并规定在坑道炸药爆发的同时，1500门野炮、山炮、迫击炮，每门须向城内发射100发炮弹。500挺轻重机枪，每挺对准城墙垛口要发射500至1000发子弹。

三、魂断卧牛城

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公历9月5日）上午10时，总攻击开始，宋哲元指挥工兵按下电钮，只听雷鸣般地轰隆一声，城墙摇晃摆动了两三下，然后像火山爆发似地浓烟直冲云霄，城墙上便出现了约一、二十丈宽的大豁。此时炮弹声、枪声、冲锋号声和杀喊声铺天盖地，震耳欲聋。只见攻城部队从豁口蜂拥而入，经过激烈巷战，凤翔城终被冯军攻占。

此役党玉琨部死伤官兵约两千左右，其余5000多官兵全被生擒。党玉琨在乱军中被击毙，党的小老婆“小白鞋”连同不满周岁的婴儿也被活捉。城内无辜居民葬身炮火之中的约在万人以上，凤翔城内死尸遍地，一片焦土。攻克凤翔后，冯部宋哲元还缴获了党玉琨盗掘的西府珍贵文物近百口大箱，其中有周代大铜鼎、秦穆公时的车、盖、碗、盘、金马驹、如意石等，后由专人押运西安。据说，这批 珍贵文物，除少数为部分将领据为己有外，后来大部分换了武器弹药。

四、凤翔大屠杀

冯军攻克凤翔后的第二天，宋哲元找张维玺商议，要把俘获的党部5000多宫兵全部杀掉。张起初并不同意，认为这样未免太残忍和不人道，但在宋的坚持下，为震慑各地陕军，张亦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于是便开始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凤翔大屠杀。

大屠杀的刑场，设在凤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关帝庙前七、八十米处的空场，空场南边有一眼约几十丈深的大枯井，宋哲元觉得这是坑杀俘虏的一个理想场所。时冯部十三军手枪营，即大刀队驻在关帝庙西侧一民房大院里，在那里看押着党部500名俘虏官兵。宋哲元宣布由手枪营执行杀人任务，并亲自参加监斩。

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上午8时，关帝庙前警戒森严，如临大敌。宋哲元等将领坐在庙门前，宋亲自下令开刀。每个俘虏由两名士兵架着胳膊飞跑到枯井边，喝令跪下后，由预先排列好的50名手执大刀的刽子手轮流行刑，手起刀落，人头立即滚入井中，接着将尸体踢入井内。杀完一个，紧接着又架上来一个，照样依次行刑。执刀的刽子手每杀上十个八个，就已满身溅血，刀钝臂酸，手也软了，遂由后面的刽子手依次接替。“有的俘虏被架到井旁喝令跪下时，为了避免挨刀断头之苦，连跪也不跪就活生生地扑进井去；有的俘虏被架到井边时，早已神魂离窍像泥块一般，使刽子手无法下手，也就只好一脚，不死不活地把俘虏踢入井中；有的俘虏跪下之后，脖子挺得较硬，只消一刀即可人头落地，立时毙命；而有的俘虏由于吓得魂不附体，脖子挺不起来，一刀不能断气，以致连砍数刀，因疼嚎叫，那种怪声使人惨不忍闻；而有些刽子手则是初次杀人，当手举刀落时，手腕忽而软下来，只能砍进三两分深，这就使被杀的人，遭到了最大的痛苦，当然更会哀嚎乱叫起来”（见张宣武《宋哲元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目击记》）。

在大屠杀进行中，宋哲元坐在关帝庙前，边喝茶，边谈笑，若无其事。宋还召集各部营以上军官，到现场观看行刑，且让数千群众站在警戒线外观看。5000名俘虏大约杀到多一半时，有一年青俘虏被架至井边正要行刑，忽然从人丛中跑出一位农民老汉，抱住那位俘虏大声哭喊说；“我的儿子是‘党跛子’拉去当兵的，你们要杀我儿，真是天大的冤枉。如果一定要杀，就请把我杀掉。”经苦苦哀求，坐在宋哲元旁边的张维玺抢先说“请总指挥饶他一条性命吧”。这个青年是此次行刑唯一死里逃生的人。

宋哲元

宋哲元（1885年10月30日－1940年4月5日），字明轩，山东省武定府乐陵县（今山东省乐陵市）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一级上将。

宋哲元幼年家贫，刻苦读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从军，北洋陆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毕业后服役于冯玉祥部，历任哨长、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1924年，参加北京政变，10月冯部改编成国民军，宋哲元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秋改任热河特别行政区都统。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还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20响驳壳枪。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以中风不语病逝，葬于绵阳附近的富乐山，享年56岁。国民政府追升其为一级上将。

孙科 （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

孙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13日）字连生，号哲生。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孙中山长子。曾任中华民国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长。

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到1920年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21年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前期主张反对联共，抗日战争开始后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1949年辞职，后长期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高级咨议、考试院长，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2岁。

顾孟余

顾孟余（1888—1972），浙江上虞人，生于直隶宛平（今北京）。幼读译学馆，后留学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

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德文门主任、继而任经济系主任兼教务长。1925年遭北京政府通缉乃南下广州，12月1日出任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6月辞职，10月任中山大学副委员长等职。1926年1月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月被指定为整理党务审查委员。1927年3月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1932年任铁道部长。1935年11月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1936年至1937年任交通部长。抗战期间，汪精卫叛国，顾孟余力劝无效与之分道扬镳。1949年顾孟余赴香港，后定居美国加州伯克来，1969年赴台湾定居，1972年在台湾病逝。

胡汉民

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幼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晚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出生于广东番禺，祖籍江西吉安。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赴日本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主编，从此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主持编写了《总理全集》。曾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华革命党、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曾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主席。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12日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广州，享年57岁。为纪念胡汉民的贡献，国民政府于广州市设立汉民路（今北京路）；在台湾，高雄市及新北市中和区亦有汉民路。

李宗仁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任副总统、代总统）

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广西桂林市临桂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桂系”首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任副总统、代总统。他是北伐战争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北伐前致力两广统一，奠定北伐的基础，促成北伐。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48年国民党行宪，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未果。之后出走美国，但最终偕夫人郭德洁于1965年7月经瑞士、中东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欢迎，于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黄琪翔

黄琪翔（1898年9月2日－1970年12月10日），字御行，广东梅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1924年加入国民党。大革命时期历任粤军三十六团团长、十二师师长、第四军军长等职，先后率部参与指挥平江、汀泗桥、贺胜桥、马回岭、南浔路阻击战及河南上蔡、临颍诸战役，北伐名将。1931年起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等职，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以实际行动拥护抗美援朝和民主改革，为国家战后重建事业，特别是中国的司法和体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7年鸣放时因公开批评苏联，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时再受人身冲击。1970年逝世。1980年平反，恢复名誉。